中國為什麼沒有得到日本戰爭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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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在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在戰爭結束後,戰敗的日本卻沒有向作為主要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繳付賠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戰爭破壞遠較中國為輕的東南亞國家卻不同程度地獲得了賠償,其中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所得賠款分別為2億美元、5.5億美元和2.23億美元,甚至連當時尚未統一的越南南方吳庭豔政權也獲得了賠款3900萬美元。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張群:“決不放棄我們對日要求應得的賠償!”

1945年8月15日,伴隨著廣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戰詔書的公佈,中國抗日戰爭最終取得了勝利。1945年9月2日上午10時,日本代表在停泊在東京灣的美國戰艦“密蘇裡號”上,簽署了投降書。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國軸心集團中,日本是最後一個在投降書上簽字的。在此之前,義大利與德國已分別於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軍投降。

從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國投擲原子彈和蘇聯出兵東北的行動在內的盟軍聯合打擊下乞降的,但實際上,對促使日本投降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是中國八年的全面抗戰。

中國的抗日戰爭貢獻最大、損失也最大。據統計,在這場歷時持久的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人數總計高達3500萬;各種損失摺合當時美元計算數額高達1000億以上。面對如此慘重的經濟損失,要求罪魁禍首日本給予中國戰爭賠償是天經地義的。

早在1945年2月英美蘇首腦舉行雅爾塔會議時,便製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給予盟國戰爭賠償的原則。規定德國應賠償200億美元,其中100億歸蘇聯,80億歸英美,20億歸其他國家。同時,對於追隨德國與盟軍作戰的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五國同樣提出了賠償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國與上述五國計立的和約中規定,意、羅、保、匈、芬五國分別向蘇聯、南斯拉夫、衣索比亞、希臘四國賠償2.55億、3億、0.7億、4億和3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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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日本,以美英蘇中為首的同盟國在日本投降後成立了一個賠償委員會,專門協商日本賠償問題。1947年10月25日,經過兩年多的調查核實,同盟各國向日本提出了索賠要求,總計金額為540億美元,中國也在其中。但是在賠償如何分配的問題上,各國意見不一,英國要求佔有賠償的25%,美國要求34%,蘇聯要求14%,法國要佔12%,澳大利亞要佔28%,僅這幾個國家,還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國的要求,分配比例總和已超過了100%。

中國在會上以“受害最久,犧牲最烈”為由據理力爭,堅持應獲日本賠償總數的40%,但各國不依,僅同意佔30%,此後各方爭執不休,問題一拖再拖,久而未決。國民黨政府由於忙於打內戰,因而後來對日本賠償的分配問題也就無心顧及了。不過,國民黨政要張群在1947年9月9日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上仍大聲疾呼:“決不放棄我們對日要求應得的賠償!”這充分表明瞭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態度。

而日本方面,直到舊金山對日和約簽字,從未向任何國家提起過戰爭賠償問題。這中間一晃就是四年。

即將被日軍處決的童子軍

美國操縱舊金山會議 把中國拒之門外

1951年7月12日,美國公佈了對日和約草案,並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國發出了召開舊金山會議的邀請函,從而把一度被擱置的對日和約問題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國大為驚訝的是,和約草案中所列的對日作戰國家的名單中沒有中國,中國也沒有收到和會的邀請函,舊金山和會把中國關在了門外。

毫無疑問,美國是策劃將中國排除在外的主謀。此舉的出籠與當時美蘇對立的國際形勢及美國戰後稱霸世界、遏製蘇聯的全球戰略有著密切的關係。

二戰結束後,美國憑藉戰爭中壯大起來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急於在世界建立“美國式的和平”,充當世界的霸主。五十年代初,美蘇對峙的冷戰格局已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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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7年至1951年,對中國人來說的確稱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宣告了新中國的誕生。面對中國形勢的變化,美、蘇兩大戰後強國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蘇聯於1949年10月立即承認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美國則極力否認新中國的合法地位,執意拉扯著日趨末落的蔣介石政府。

為了平衡新中國的誕生給資本主義陣營帶來的衝擊,就必須在遠東重新扶植一個新的反共堡壘,以遏製共產主義的發展。美國選中了日本。於是,美國對日政策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由戰後初期的抑日變為扶日。

1950年6月,朝鮮半島爆發的戰爭點燃了美蘇兩大陣營間的第一次武裝衝突。隨著美國和中國先後的介入,朝鮮戰爭已由單純的內戰升級為一場國際戰爭。美國為了打贏這場所謂“遏製共產主義擴張”的戰爭,急欲啟用日本這一反共先鋒。召開舊金山會議的建議,就是在這種火藥味極濃的氣氛中提出的。

但是,由於美蘇對中國政府的認同不一,在邀請國、共哪一方出席舊金山會議的問題上雙方發生了爭執:美國主張由臺灣蔣介石政府參加和會,這遭到了蘇聯政府的堅決反對。眼看舊金山會議有擱淺的危險,美國藉口盟國對中國政府的認同有分歧,決定不邀請中國代表出席舊金山和會,主張中國在會外與日本單獨締結和約,對於將由中國哪一方與日本締約,美國強調“應由日本去決定”。

這種把中國排除在之外,並且給予日本選擇締約物件權利的做法,使中國在對日和約問題上失去了主動地位。中國海峽兩岸對均表示了強烈的反對:7月16日,蔣介石在臺灣發表談話指出:“中國被拒絕參加對日和約簽字,乃破壞國際信義之舉,政府決不容忍。”8月15日,周恩來外長代表新中國政府對此提出了抗議,指出將於9月4日在舊金山召開的對日和約會議,背棄了國際義務,中國不予承認。

然而,美國當局不顧中國方面的強烈抗議,一意孤行,於9月4日-8日召開了有52個國家出席的舊金山會議,並操縱會議通過了對日和約。

舊金山和約是很不公正的條約,它把對日作戰的起始時間定為1941年12月7日,從而抹殺了中國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別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這幾年對日寇的單獨抗擊的歷史。

同時,和約在賠償問題上極力寬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規定:“日本國對戰爭中造成的損害及痛苦,將向盟國支付賠償。”對於具體數額根本沒有提及,同時對戰勝國的賠償要求作了原則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製造上、打撈上及對各該盟國的貢獻的其他服務上的技能與勞作,作為協定賠償各國修復其所受損失的費用”,而且必須在“日本可以維持生存的經濟範圍內進行”。

這種重重限制的賠償規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勞務充作賠償,實際上是變相減免日本的戰爭賠償,與1945年盟國賠償委員會作出的加重賠償的原則是相抵觸的。由於中、印、蘇等國的抵製,當時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

9月18日,周恩來發表聲明,“舊金山和約由於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準備、擬製和簽訂,中央人民政府認為是非法的、無效的,因而是絕對不能承認的。”

然而,臺灣的國民黨當局為了爭得與日本締約的所謂“正統地位”,轉而承認舊金山和約,追隨美國的意願走上了與日本單獨締約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臺灣當局外長葉公超發表聲明表示:臺灣當局願意以舊金山和約為藍本與日本簽訂雙邊和約。

抗戰勝利後的蔣介石

臺北為爭正統放棄賠款

1951年9月8日簽訂的舊金山和約,極大地改善了日本戰後所處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國會便非常痛快地批準了這個和約。與舊金山和約同樣給日本帶來好處的,即日本對於中日雙邊和約締結物件的選擇權。吉田政府搞了一個民意測驗,讓日本國民就同北京還是臺北締結和約表態,但得出的結果卻令人哭笑不得:支援與臺北或北京締約的比例一模一樣,均為38%,而餘下的24%則是無所謂的。

1951年10月25日,蔣介石派駐日本代表董顯光拜會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詢問有關締約的事宜。岡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國歷來尊重中華民國政府,遺憾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土隻限於臺灣。”言下之意似乎是並不準備與臺灣方面締約。

五天以後,吉田在日本參議院的演講更讓臺灣心驚。吉田公開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後三年內提議根據舊金山和約與日本討論締結和約,日本政府自然願意談判並締約,絲毫不會提出反對。”事後吉田還在會見董顯光時表示:“日本不能忽視大陸上四億五千萬中國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論,使臺灣當局如坐鍼氈,臺灣當局為了保住所謂的正統地位,一方面連策動美國對日施加壓力,一方面又在草擬的對日和約當中廣作讓步,特別是在日本方面尤為敏感的賠償問題上更為明顯,只要求“利用日本國民為中華民國從事生產打撈及其他工作,以作為補償。除此以外,中華民國放棄一切賠償要求,放棄該國及其國民因日本國及日本國民在作戰過程中所採取任何行動而產生之其他要求。”這個草案已初步放棄了日本賠償,僅僅保留了一部分勞務補償內容。

由於美國當時出於反共目的,在亞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棄蔣的政策,因此,在臺灣力爭與日本簽約的問題上給予了大力支援。1951年11月5日,美國白宮表示:“堅決反對日本與中共拉籠關係之任何企圖。”並威脅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華民國簽訂和約,美國國會就不批準舊金山條約。”

在美國的強硬幹預及臺灣方面作出了重大讓步的情況下,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認共產黨中國,願與臺灣締結和約。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為中日和談首席全權代表赴臺,與國民黨政府外長葉公超進行雙邊談判。1952年2月30日談判正式開始,至4月28日和約簽字,前後進行了正式會談3次、非正式會談18次,歷時67天。

國民黨放棄對日索賠

戰爭賠償問題是和約的重要內容,因而在這個問題上爭論十分激烈。根據中方起草的和約草案,只要求日本對中國提供勞務補償,其他賠償已經放棄,這是臺灣當局作出的重大讓步,而且與舊金山和約的原則一致。但日本對此卻堅決反對,堅持臺灣可以沒收日本在華財產和資產作為補償,不應再提勞務補償的要求。由於雙方觀點相差懸殊,談判多次陷入僵局。

而臺灣方面在談判初期自恃有美國撐腰,認為只要美國以不批準舊金山和約相威脅,便不難最終迫使日本就範,因而在談判中據理力爭,態度甚為堅決。誰知至3月下旬,風雲突變,美國先於3月20日,操縱國會以66票對10票批準了舊金山和約,宣佈舊金山和約將於4月28日生效。

美國的行徑對臺灣當局來說不啻於背後一刀。因為美國國會承認舊金山和約,使臺灣在對日談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時,美國限定了和約生效時間等於給了日本有力支援。因為一旦和約正式生效,日本解脫了戰敗國的束縛,恢復了主權,在對華締約問題上將更為主動,這對臺灣來講極為不利。

在這種形勢逆轉的情勢下,蔣介石政府為了趕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與日本達成和約,被迫在賠償問題上作出全面讓步,於3月25日決定放棄全部賠償。在條約草案中加入了:“日本承認其賠償之義務,我方亦承認日本無力作出全部賠償,為此……我方宣佈放棄以勞務進行賠償之要求。”

然而,得了勢的日本變本加厲,居然抓住臺灣方面急於簽約的心理,對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堅持在和約中取消有關賠償問題的條款,否則採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談判。臺灣當局無可奈何,於4月12日答應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蔣、日和約的最後簽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時才告完成,此時距舊金山和約生效僅僅還剩7個小時。

因此,在蔣日和約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賠償二字,其相關內容僅是在和約以外的議定書中加以確認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中國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要求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從飛機降落的一剎那,以中美蘇三國為基點的國際戰略新格局便誕生了。受到衝擊最嚴重的莫過於中國東部近鄰日本。面對美國180度的急轉變,一貫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日本措手不及。

為了跟上美國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鬆訪華後,便祕密地給周恩來總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親自訪華”。誰知當即被周恩來以“佐藤政府說了不做”為由加以拒絕,並宣佈中日談判不以佐藤為物件。周恩來回絕佐藤,一方面體現了欲擒故縱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對長期敵視中國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個懲誡。

果然,6月17日,佐藤榮作內閣被迫下臺,7月7日,田中角榮內閣登場。田中在就職當天便表示了要與中國恢復邦交的願望。對此周恩來於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應:“田中內閣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

當時日本政府要想恢復中日邦交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如何對待中國一再堅持的中日復交三原則,另一個就是有關日本戰爭賠償問題。關於這一問題,中國政府在不承認日臺條約時已強調指出:“日本軍國主義者殺害了上千萬中國人,使中國蒙受數百億美元的公共財產和私人財產的損失。中國擁有要求賠償這些損失的權利”。

這就意味著日本對中國的賠償數額將相當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這一問題,便轉而指望中國高擡貴手。為了探摸中國的態度,預先就雙方的爭執點達成諒解,需要一個從中穿針引線的人。當時日本公明黨委員長、正在訪華的竹入義勝充當了這個重要的角色。

1975年竹入義勝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述了他於1972年7月25日與中國方面會晤的細節:

“我把我們的意見全說了,共有十幾條,並告訴他們,如果你們贊成這些意見,事情就好辦了。……周總理最後問我,假如我們接受你們的建議,日本政府會採取行動嗎?於是,我就從北京打電話給田中先生,請他作出決斷。田中回答‘行’,很乾脆。”竹入義勝的活動為中日邦交談判打下了基礎。

關於日本戰爭賠償的問題,在中方草案第七條這樣寫著:“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對日本國要求戰爭賠償的權利。”但是在日後中日聯合聲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個別改動,去掉了“權利”二字換上了“要求”。

外交檔案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蓋著談判桌上的翻雲覆雨,脣槍舌劍。在中方放棄賠償的問題上,中日雙方果然有一場短兵相接的較量。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達北京的第二天,中日兩國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一輪外長談判。當談判進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賠償問題時,日方代表高島忽然狂妄地聲稱,根據1952年日本與臺灣締結的和約,日本戰爭賠償問題已經解決,因而不存在中國放棄什麼賠償權利的問題。同時對中日間終止戰爭狀態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絕,會談因此不歡而散。

次日,周恩來會見田中,一反前一天溫和的態度,以嚴厲的口氣譴責了日本的行為。他說:“當時蔣介石已逃到臺灣,那時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國,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戰爭損失的主要是在大陸上。”“毛主席主張不要日本人民負擔賠款,我向日本朋友傳達,而你們的條約局長高島先生反過來不領情,說蔣介石已說過不要賠款,這個話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絕對不能接受。”。

第二天,中日聯合聲明起草小組再次開會,高島一上來便對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聲言日本國民對中國放棄戰爭賠款的要求深為感動。至此,由於戰爭賠償問題引起的風波方才平息下去。不過中方體諒到日本方面的難處,同意將聲明中有關賠償的“權利”一詞換為“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時20分,中日兩國代表在人民大會堂簽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聯合聲明。聲明第七條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至此,中日兩國間懸而未決長達27年之久的賠償問題,以中國政府的大義放棄而畫上了句號。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即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佈予以放棄。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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