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才是孔子留給我們的真正遺產?從烏託邦到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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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傳染病。西方的病是世界通病:第一是窮兵黷武,第二是瘋狂開發,沒問題,都該批判。但這類病,發達國家得的早,急性轉慢性,一時半會兒要不了命;不發達國家得的晚,一般都是急症。

道德的供求定律是:越沒道德才越講道德。我相信,什麼時候,中國人不再滿口仁義道德,道德水平就提高了。

什麼叫國學?我說過,國學就是“國將不國之學”。第一,西學不入,無所謂國學,它是成心跟西學擰著來。第二,所謂國學,都是不中不西之學。太中不算,太西也不算。

現在讀古書,有個壞毛病,就是束書不讀,光問有什麼用。孔子離我們很遠,距今2485年,他做夢都想不到(他隻夢周公),我們會拿他幹什麼用。

後人說,《論語》有大用,主要是兩條,一條是可以治天下,一條是可以學道德,被治天下者治。這兩大用途,也可以說是一個用途,用道德治天下——不但救中國,而且救世界。神聖化的孔子和道德化的政治,是傳統的“中國意識形態”。

一、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嗎?

孔子最神氣,是宋以來。

趙匡胤是丘八,朱元璋是農民,元代和清代,都是以騎射奪天下的異族王朝。“宰相須用讀書人”,他們比以前的帝王更明白。

現在講孔子,主要是程朱陸王;說《論語》,主要是道德修養,根子是宋學。宋代是尊孔的黃金時代。宋代有個著名傳說,趙普,宋太祖、宋太宗的宰相,是靠“半部《論語》治天下”,而且說得有鼻子有眼,他是以“半部佐太祖(宋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宋太宗)致太平”,二十篇,全能派上用場。據說,普平生隻讀一本書,就是《論語》。他是馬上學,馬上用,24小時內,立刻見效(“次日臨政,處決如流”)。

洪業,小時候讀《論語》,也碰到過這一傳說。他說:家塾老師教我開始讀《論語》,大約在我十歲左右。當時老師說:“這是了不得的好書。宋初的宰相趙普用了半部治天下。”我覺得很興奮;沒有幾個月,全部《論語》,竟能背誦。稚年自豪的思想:趙普才得半部,而我有其全;一匡天下,敢不勉乎!

但是,此說見於南宋中葉的《樂菴語錄》,上距趙普200年,更早的線索,似乎沒有;洪業考證,“半部《論語》治天下”,隻是後人的傳說。他說,此說就像小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不過是後人的想象和編造,根本不可信。[2]

《論語》是部雜亂無章的書,趙普怎麼用半部定天下,半部治天下?誰也不知道?原書也沒法按用途一分兩半。但很多人還是樂於相信,《論語》一書,肯定可以治天下。

崔述,顧頡剛推崇的崔東壁先生,他就說過:

孔子答門弟子問政多矣。而答仲弓之語(《子路》13.2),最為精要。……昔人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果能熟讀此章而力行之,即為宰相,亦綽乎有餘裕;豈待半部也哉?(《論語餘說》) [3]

洪業雖絕不相信,趙普說過什麼“半部《論語》治天下”,但《論語》可以治天下,他卻深信不疑。他相信,夫子之言,哪怕一章一節,一字一句,也足以治天下。他舉《論語》的許多名言佳句為例,說光是一個“信”字,已經足夠。 [4]

宋以來,學者好疑古書,但疑心最重的學者,對這類效果卻深信不疑,因為什麼都可懷疑,聖人是不能懷疑的。

孔子的神聖受到挑戰,是到了“五四”運動。

全盤西化論的代表胡適,他的話,即使放到今天,也很公允:我們要廢黜的隻是孔子的神聖性,恢復的反而是孔子的本來面目:作為先秦諸子的一員。 [5]《古史辨》是這一運動的直接產物。胡適的學生顧頡剛,他連聖人(孔子)的聖人(三皇五帝、堯舜禹)都敢懷疑。

中國的意識形態第一次受到強有力的挑戰。

天風撲面,風從海上來。

我在北大講《論語》,講完最後一課,問學生,“半部《論語》治天下”,你們相信這個說法嗎?如果相信,請具體告訴我,你怎麼用《論語》治天下——用哪些話,怎麼治,治什麼?當然,假設前提,是他已經當了國家領導人。他們都答不出。隻有一個學生說,我爸爸從小跟我講,夫子之言不可違。

有人說(當然是知識分子),他最想生活在宋代。

我想,他說的宋代,肯定是東挑一塊兒,西挑一塊兒;上挑一段兒,下挑一段兒——沒有宋江、方臘,沒有遼、金、西夏。

蘇東坡,隻看他遊山玩水,做詩文。

宋徽宗,隻看他寫字畫畫,玩古董。

當時的天下怎麼樣?一部宋史有分教,不用我來多說。

“半部《論語》治天下”,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用《春秋》斷獄,用《河渠書》打井,都是老故事。薑昆、李文華的相聲《如此照相》:小紅書,人人背。它的萬能,大家都領教過,當年是絕無異辭。

用《論語》代替《語錄》,有意義嗎? [6]

治天下是誰的事?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泰伯》8.14)。你又不是宰相。做百姓的治於人,責任隻在配合(學道德)——除非準備往上爬,全是鹹操蘿蔔淡操心。

文雅的說法是“幹卿底事”,不文雅的說法是“關你屁事”。

二、周公之夢是烏託邦,浮海居夷是賭氣話

孟子說,孔子是“聖之時者也”(《孟子·萬章》)。魯迅說,如果翻成現代話,除了“摩登聖人”,實在沒有更好的詞。“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孔子死後,總是被人當作“敲門磚”。 [7]

活孔子是烏託邦,死孔子是意識形態。

孔子的時代,禮壞樂崩,不理想。他是個理想主義者。

古代的理想主義,往往是復古主義,道理很簡單。古代雖為過去,畢竟有文獻記載和故老傳聞,實實在在;將來是什麼玩意兒,虛無飄渺。古人才不會“相信未來”。更何況,他們都是迴圈論者,古往今來,治亂盛衰,有如寒來暑往,秋收冬藏,一輪接一輪。冬天太冷,人們會懷念夏天,很自然。生於東周季世的他,一心要回到西周盛世,也順理成章。

先秦諸子,是持不同政見者。共同點,隻在不滿現實。當時是亂世,誰都批,批是絕對有理。

批判現實,古代是利器,當時的諸子,幾乎都用它,誰都以古非今。

以古非今,古是什麼古?不是遠古是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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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古”分兩層,大同社會是一層,小康社會是一層。唐虞盛世,過於遙遠,他誇歸誇,並不追;夏、商、周,三挑一,他從周,也不是越古越好。他所從的周,不是東周是西周;西周,不是晚期是早期。他生於魯,長於魯,誰都說,周禮盡在於斯。他做的是“周公之夢”。

可惜,這個理想是幻想,從來就沒實現過,也不可能實現。

孔子的現實目標,是挽救東周。

但這個世界,上下陵替,叛變成風:諸侯執天子之命,卿大夫執諸侯之命,陪臣執卿大夫之命,頭頂長瘡,腳底流膿,怎麼救?

他的原則是:天子和諸侯,我尊天子;公室和大夫,我尊公室,顧頭不顧腚。

理想主義者的腦瓜,總是善惡分明。然而困境在於,如果舉世渾濁,並沒光明黑暗可以對著幹,你將做何選擇?比如魯國,周禮最多,但當時的上流君子,誰都很無禮:魯公是大壞蛋,三桓是中壞蛋,陽貨是小壞蛋,你該跟誰對著幹?

他這一生,到處奔波,魯國不行奔衛國,衛國不行奔陳國,楚國他也去過,全都令他失望。

如果放棄選擇,隻能當隱士,他又不肯。

周公之夢是烏託邦,浮海居夷是賭氣話。

三、孔子的因禍得福

校園裡有句名言:學生是靠老師出名,老師是靠學生出名,但歸根結底,是老師靠學生出名。

孔子的時來運轉,就是先例。

孔子死後,學生很出息,“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漢書·儒林傳》)。 [8]知識分子,全都朝從政的大道狂奔。這條道,是他老人家指出,後人趨之若騖。

從政提高了儒學的影響,也改變了儒學的方向。

戰國晚期,儒學是顯學,韓非這麼說(《韓非子·顯學》)。《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也把儒學擺在頭一位,出土發現,儒籍最多,都可證明這一點。

但他們離現實越近,離理想越遠。

儒家也不是一成不變,從子夏居西河到李斯為秦相,他們的歸宿是法家。

戰國晚期,荀卿“最為老師”(《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他是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卿有兩個學生,韓非和李斯。他們一邊習儒籍,一邊讀《老子》,所學帝王術,所幹秦王政。秦王政,也就是後來的秦始皇。

學生比老師講實際,這是一般規律。

秦漢大一統,是政治家的傑作。

秦始皇,製度大一統、宗教大一統、學術大一統,頭一條成功,第二條可觀, [9]最不成功,是第三條。

當年,秦始皇混一海內,盡收天下之書,悉召藝能之士,設博士之官,請他們獻策獻藥興太平,也有短暫的蜜月(其實也不短,有九年的時間)。他一心想跟知識分子交朋友,卻不歡而散,跟身邊的兩種士,全都鬧翻了。文學士(簡稱文學),是文科的知識分子(以儒生為主的人文學者);方術士(簡稱方士),是理科的知識分子(當時的科研人員,也是迷信家),大家都來湊熱鬧。

公元前213年,“備員弗用”的文學士終於有了用——他們給秦始皇祝壽。可惜,機會方來,他們就鬧內訌,周青臣面諛,淳於越拆臺,導致禁書和焚書,主意出自李斯,並非秦始皇。李斯是前儒生,最懂收拾同行。[10]

方術士,佔星候氣的不敢講話,求仙訪藥的攜款逃跑。秦始皇大怒,非要查辦他們,才殃及儒生。當時,知識分子窩裡鬥,互相揭發,導致460多人活埋。我們要知道,所謂“坑儒”,未必都是儒,其中還有方術士;沒有活埋的也大有人在,漢初又被請出來。 [11]

古人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韜·文韜·文師》)。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秦滅六國,傷了六國的心,也傷了儒家的心: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史記·儒林列傳》)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孔鮒(孔子的七世孫)投了農民軍,死於陳下。他是反秦戰爭的烈士,也是秀才造反的先驅。

迫害成就英雄。

漢代大平反,一切翻烙餅。六國的後代,全都找出來,置守塚,血食天下,造反的陳勝也在其中,視同六國諸侯。孔子沾了這個光。 [12]

儒家作為受害者,終於打了翻身仗,重新揚眉吐氣。當時的文化融合,物質文化主要是楚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精神文化主要是齊魯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山東人都往陝西跑。

漢高祖吊封孔子,孔子故居,成了博物館。司馬遷訪之,流連不忍去。

漢唐以來,孔子擬於王侯,從一介布衣,變世襲貴族。皇帝還改朝換代,他卻是萬世師表。

當初想不到。

四、孔子與大一統

古往今來,全世界,統治者治天下,都靠三大法寶,一是國家(管製度),二是宗教(管靈魂),三是學術(管思想)。中國也不例外。各大文明,取徑不同,隻是配方不一樣。

大地域國家,行政效率高的國家,中國最典型。它是大國家,小宗教,國家大一統,宗教多元化。亞述帝國、波斯帝國、亞歷山大的馬其頓帝國,還有後來的羅馬帝國,都不如它命大祚長。與之相反,中世紀歐洲,小國林立,至今書不同文,車不同軌,唯一統一,是基督教。歷史上的草原帝國,還有阿拉伯世界,也都是宗教大一統壓倒國家大一統。翻毛大衣裡外穿,結構不一樣。

中國沒有宗教大一統,但有學術大一統。國家大一統,是靠學術大一統。

學術大一統,宗教大一統,秦始皇都試過,漢武帝是繼承者。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學術大一統;整齊六國宗教,是宗教大一統。前者可安定社會精英,後者可安定天下百姓,全是為了收拾人心。

先秦六家,傳到漢代,主要是兩家,儒家和道家,墨家絕無後,其他三家,名、法、陰陽,都是技術和工具(名、法是刑名法術之學,陰陽是數術方技之學),沒有獨立地位。戰國晚期,道家融名、法、陰陽於一身,勢力相當大,漢初仍如此。漢武帝整齊學術,兩者換位,名、法、陰陽被儒家接收(酷吏是法家的嫡脈),如同剪其羽翼。但道家仍有餘威,不絕統緒,後來發展為道教,成為長期的競爭對手。這是學術大一統。

秦代有200個祠畤,西漢有700個祠畤,都是領國家津貼。漢武帝的郊祀系統,分東西兩大塊,西土以甘泉泰畤、汾陰後土祠和雍五畤為中心,東土以八主祠為中心。太一崇拜(太一加三一)是所有崇拜的中心,最像普世宗教。 [13]這是宗教大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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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大一統,漢武帝是頂峰。到他為止,似乎萬事大吉。

然而,他萬萬想不到的是,事情並未到此結束。他最後的傑作,還會大翻盤。

漢武帝死後,貢禹、韋玄成毀廟,匡衡、張譚廢祠,王莽用小郊祀代替大郊祀(隻在長安四郊設祭),是秦漢大一統的後續事件。他們推翻了漢武帝的宗教大一統。西漢的700個祠畤,被他們搞了個一風吹。這件事,意義非同小可,可惜史家不重視。

史家說,王莽行事,多憑幻想,他的改革全都破產,其實不盡然。

王莽有惡名。他以外戚篡漢,從王朝正統看,罪該萬死。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他可是正統儒生、大學者。他是根據孔子的夢想,來推翻武帝的宗教大一統。後世的郊祀,就是王莽的遺產。

王莽的郊祀製度,既解決了皇家祭祀大典的正統性,也確立了儒家對宗教信仰的領導地位,這是他的勝利。但他滿足的隻是上層精英,失去的卻是下層大眾。

東漢時期,民間信仰失控,導致借術立教,立教的結果,是宗教多元化,國家瓦解,社會顛覆。釋之入,道之立,大教領小教,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

這是結構性的大變化。

秦漢兩朝,積400多年的社會劇變和製度創設,至此才畫上句號。

上述背景,對瞭解孔子的歷史地位很重要。

孔子的遺產,主要是三條:

(1)它保留了孔子的古典教育,以人文學術為主的教育。後世讀書人,讀什麼,怎麼讀,都和這種教育有關。

(2)孔子強調“學而優則仕”,讀書一定要做官。它把讀書人和中國的選官製度緊緊拴在一起。中國的文吏,都是陽儒陰法,產供銷一條龍。科場不利,入幕坐館、行醫賣卜,都不是正途。

(3)孔子提倡忠孝,對中國的道德有影響,特別是孝悌,對民間的影響也很深。以德治國是中國的意識形態。

中國的意識形態是道德——不是哲學,不是宗教。

這三大遺產,決定了中國的文化結構:

(1)重文輕武、重文輕理。這從圖書分類可以看得很清楚。《漢書·藝文誌》把圖書分為六類,六藝、諸子、詩賦為人文類,兵書、數術、方技為技術類,還是各佔一半;《隋書·經籍誌》把圖書分為四類,兵書、數術、方技淪為子部的附庸,連四分之一的地位都沒有。所謂學術,是人文的一統天下。

(2)重當官,輕產業。中國的文人士大夫或所謂儒林,漢學家把它翻成official-scholar,他們是已經當官的學者,或準備當官的學者,機會不同,目標一致。讀書人,拙於謀生,急於用事,除了當官,什麼都不屑為。秦始皇還重視農戰,雖有焚坑,醫卜農桑之書不禁,但漢唐以下,宋明以來,士農工商,隻有士(不是武士,而是文士)才是正經出身,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實用之學,一直走下坡路,始終處於頹勢。

(3)重道德,輕宗教。中國的愚夫愚婦,和全世界的老百姓一樣,對宗教的需求很強烈,但秦漢以來,從來都是國家在儒學之上,儒學在釋、道之上,大教在小教之上。王莽以下,國家大典是國家大典,民間信仰是民間信仰,二元化;宗教本身,多元化。這一直是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孔子,地位雖高,和百姓有距離感,他們是敬而遠之。道教、佛教和其他小教,對民間更有影響力。宗教是儒家的軟肋。

五、“人造孔教”和“孔教烏託邦”

孔子不是工具,也不是道具。後學不仁,以“聖人”為芻狗。

西化派和本土派是歡喜冤家,表面上水火不容,實際上相互學習。

孔子的遺產,是人文主義,但受西化刺激,本土派的條件反射,首先是模仿西方,將孔子宗教化。如辛亥革命第二年成立孔教會,會長是康有為。他的《孔子改製考》,不但把儒家說成教,先秦諸子都是教。近代,國人目睹西方用武力傳教,才有把儒學變成世界宗教(或準宗教)的強烈衝動。弘揚家,動言傳統中斷,其實這才是最大的傳統中斷。

中國的傳統,是隻取經,不傳教。

孔子的學派,本來叫儒家。儒家是思想流派,並不是僧團教派,就像當時的道家或其他家,本來也不是教派。但孔子有一套救世主張,喜歡聚合徒眾,到處宣傳,還有點蒙難的經歷,作為思想正統,作為意識形態,又頗有幾分宗教的味道。特別是與道教、佛教並立,為了保持對稱,也被稱為教,而且很早就有這種說法。 [14]

儒家是宗教嗎?這個問題,對宗教第一的西方是大問題。當年的禮儀之爭,就是爭這個問題。中國人,燒香磕頭,拜天地君親師,是宗教不是宗教?對羅馬教廷是無法繞過的大問題。他們不但向中國傳教,還把中國介紹給歐洲。我們要知道,最早輸出“孔教”,不是我們是他們。他們引進孔子,前後反差非常大。這事,對反省中國有幫助。

中國是一面鏡子,照見的是歐洲自己。

西方初遇中國,孔子是代表“中國形象”。這個形象,是由宋明理學塑造,有我們自己的標準,但在歐洲人的心中,卻經常改變。17世紀,充滿神祕;18世紀,狂熱崇拜;19世紀,罵聲一片;20世紀,臧否不一。中國製造的孔子,西方製造的孔子,都是人為製造的孔子,作為過程和連續體,有人叫“人造孔教”。 [15]

孔子的以德治國,曾經是啟蒙時代的福音。有人叫“孔教烏託邦”。 [16]

烏託邦的本義,是到處找不著又說不定在哪兒撞見的好地方。“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姑娘”,“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地理大發現,使他們逼進了這類幻想。

17世紀,傳教士把遙遠、古老的中國介紹給歐洲,西方突然發現,中華帝國,就是他們苦苦追尋的烏託邦。

烏託邦,是西方的古老傳統。這個傳統,可推始於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國以道德文章選官,君王也飽讀詩書,曾使西人誤解,這就是文藝復興以來,他們朝思暮想,想在海外發現哲學王。 [17]

18世紀,啟蒙時代,是“孔教烏託邦”的黃金時代:“哲人王(中國皇帝)統治下的人民最幸福”,“中國的儒教是令人欽佩的”,“人類肯定想象不出一個比這更好的政府”。他們真是讚不絕口。

康熙皇帝、乾隆皇帝,被啟蒙思想家吹上了天。與之並世的歐洲君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他們的遊說下,皆奉中國為榜樣。“孔教烏託邦”,一度成為反迷信和暴政的工具。

用孔子的理性哲學代替宗教,用中國的開明君主代替他們的專製君主,當時很時髦。

這是中國和歐洲的蜜月期,國人最樂道。

然而,好景不長。理性變成瘋狂,哲學變成荒唐。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群眾的激情,有如洪水猛獸,他們埋葬了啟蒙時代,也埋葬了“孔教烏託邦”。

革命廢止教會,把國王送上斷頭臺,卻創造了另一個專製君主,拿破崙。他不但恢復了法國的教會,還請羅馬教廷加冕他為皇帝。這個“革命的皇帝”,把歐洲拖入了一場長達14年的血腥戰爭。

人們終於發現,歐洲君主,都是窮兵黷武,極端專製,美好的理想,隻存在於哲學家的頭腦中。中國的皇帝也一樣。

19世紀,人們不再相信“孔教烏託邦”。康德說,不能指望國王變成哲學家,或哲學家變成國王。

雖然,法國恢復了共和,國王沒有了,政教分離了,文官考試被製度化,但和最初的理想,完全不一樣。

中國被西方打敗,陷入長期的混亂之中,也暴露了真實面貌。真實的中國,讓他們越來越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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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寧肯呆在自己的浪漫幻想中,或在中國的邊疆地區,另外尋找新的烏託邦,也決不願看到這個腐敗、墮落、停滯、專製、邪惡、黑暗的鴉片帝國。

中國的形象跌入穀底。

幻想的孔子本不存在:道德不是政治,理想不是現實。[18]

真實的中國平淡無奇:過去不是天堂,現在不是地獄。[19]

六、東方之道德不能大行於天下

近代有一種說法,“東方之道德將大行於天下”。 [20]

亞洲,隻是東方的一部分;東亞,隻是亞洲的一部分;我們,隻是東亞的一部分。中國即東方,是大言不慚。 [21]

文明是傳染病。西方的病是世界通病:第一是窮兵黷武,第二是瘋狂開發,沒問題,都該批判。但這類病,發達國家得的早,急性轉慢性,一時半會兒要不了命;不發達國家得的晚,一般都是急症。

一個經常上急救室的病號,自救之不暇,還要救別人,可笑。讀《新儒家宣言》,我的感覺,一是空洞,二是滑稽。 [22]

古今中外,人心同理。

古人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這是種族偏見。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陽貨》17.2),推廣於世界,是同樣的道理。

道德多是老生常談,古今中外差不多。孔子教我們學好,人家也沒教他們學壞。

西方重個人,未必輕集體;重物質,未必輕精神;重技術,未必輕人文。我們的推論是自欺欺人:“他們,人和自然,關係太緊張,不像我們,天人合一”,是完全說反了;“他們不養父母,無孝心”,更是不懂人家的國情。

我國,大家庭早已解體,養老院正在興辦,啃老族日益增多。道德是生存策略。以前不理解,現在該明白。四世同堂,孝養父母,是生存策略。小孩獨立、老人自尊,也是生存策略。

俗話說,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

科技是人家的老婆,道德是自己的孩子。

中國近代爭體用,老是喜歡說,“西洋科技好,中國道德高”。這話經不起推敲。中國的道德,哪點比人高?特別是社會公德。說話不算話,拿人不當人,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愚見以為,道德也應進口。有人說,“現在道德差,祖宗水平高”。我也不相信。比如孔子大講道德那陣兒,就是社會太缺德——哪朝哪代,盛極而衰,都有這一段兒。 [23]

道德的供求定律是:越沒道德才越講道德。我相信,什麼時候,中國人不再滿口仁義道德,道德水平就提高了。

七、國學和國粹,從罵祖宗到賣祖宗

80年代罵祖宗,90年代愛祖宗,現在的時髦是賣祖宗,就像脫了棉襖換單衫,氣候變了。但天不變,道亦不變,怎麼說,怎麼有理。

孔夫子是中國傳統的符號,但中國傳統並不等於孔夫子。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豈是一個儒字所能概之,特別是在五四之後的視野下。

什麼叫國學?我說過,國學就是“國將不國之學”。第一,西學不入,無所謂國學,它是成心跟西學擰著來。第二,所謂國學,都是不中不西之學。太中不算,太西也不算。比如傳統考據,太舊,應歸入清代學術;考古學和比較語言學,太新,是地地道道的西學。我所認可的國學大師,都是以新材料、新思想或新學術改造舊學的大師。

大師,都是另起爐灶,足以轉移風氣的人。完全拒絕新學而名重一時的大師,好像還沒有。有,也是徒有虛名。

什麼叫國粹?國粹,也是因西化而起。西化,從海邊向內陸推,從城市向鄉村推,凡是西化推不到的地方,還剩下點什麼化不掉,便是所謂國粹。武術方術、中醫中藥,窮鄉僻壤唐人街,老人愛聽的地方戲,愚夫愚婦的各種拜拜,更是國粹中的國粹。古蹟、古物和古書,祖宗留下的東西越來越少,就像大熊貓,應該搶救保護,我完全同意,但說發揚光大,那就過了。古董可以放在展櫃中欣賞,但不必把自己擺進去。

西方有科學幻想,我國有人文幻想。比如俠客和奇女子,就是這等幻想。金庸弘揚了這一傳統,讀者無其數。武俠,是中國的名牌產品。據說,打義和團那陣兒,中國人就有一種精神(《神鞭》)。這種精神是什麼?實在耐人尋味。港臺武打片,殺入好萊塢,很讓國人自豪。它們有個永恆主題:東方不敗(如國術家霍元甲、方世玉、黃飛鴻、陳真)。李小龍是經典。他的墓在西雅圖,我吊謁過兩次,截拳道,號稱道,“以無限為有限,以無法為有法”(墓上題辭),然而,他卻死得早。我看過一篇文章,他渾身精瘦,是用一種超強度的器械,而且服藥,有時會昏倒在地上。

中國近代,兵敗,氣短,讓人覺得百不如人,但俺們有功夫。擂臺上,外國大力士,蠻壯如牛,瞅準肚皮,狂擊無效,叫人著急,最後,還是倒在了俺們的腳下。日本武士怎麼樣?他們有功夫,也頂不住俺們的精神,中華有神功。

還是老舍寫得好,夜深人靜,沙子龍把門關好,一氣劄下六十四槍,遙望星空,微微一笑,隻說“不傳不傳”(《斷魂槍》)。不傳才是最大的自尊。但近百年來,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這類幻想,卻綿綿不絕。毛賊般,飛簷走壁、上房揭瓦,早成過去。現在的功夫片,鋼絲懸吊,空中對打,背景如詩如畫(《臥虎藏龍》)。幻象升級,升不上去怎麼辦?不妨來點荒誕。《功夫》做到了這一點。大家齊聲喝彩:要的就是荒誕。

有種說法很流行:越是民族,才越是世界。我在香港的體會是,越是殖民地,才越講國粹。 [24]

難怪西人以為,唐人街最能代表中國,拍個《龍年》給你看。

八、知識分子的宿命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亂法犯禁的結果,是整頓和歸順。軸心時代的先知、哲人和宗教家,全都難逃此劫。孔子也不例外。

大眾所愛,也能成為意識形態。勒南(Ernest Renan)有句名言,“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會是什麼樣子,那就請你看看‘國際工人協會’的一個地方支部”。 [25]

阿育王皈依,君士坦丁受洗,孔子成為帝王師,到底是誰的勝利?

孔子的烏託邦,不是煙濤微茫的海上神山,不是隱士幻想的世外桃源,隻是周公時代的君子國。他的聽眾,也不是他叫小人的人民大眾,而是他叫君子的讀書人。孔子不是大眾英雄,也不是宗教家。宗教的基礎是人民大眾。

知識分子,最有智慧,最有道德,最有理想。讓他們管國家,誰都覺得踏實、放心。其實,這是危險的託付。

真理難容謬誤。知識分子心明眼亮,比誰都專製。如果手中有刀,首先喪命的,就是他的同類。

孔子把從政當使命,這在中國是傳統。學者稱為擔當,我看是惡習。

我國的知識分子,很少有人抗得住當官的誘惑。從“鐵肩擔道義”到“脫骨扒雞”,也許隻是一步之遙。

《理想國》的理想是知識分子專政:一切靠道德和智慧——和孔子的設想相似,至治之極,政刑將無所用之。柏拉圖,一怕暴君,二怕暴民。在他看來,由最聰明的人當政,才是唯一出路。

其典型表達是:讓哲學家當國王,或讓國王當哲學家。

柏拉圖的理想國,是一種共產主義,名曰哲人專政,實為軍人專政,不但共產,而且共妻(令人想起紅色高棉)。學者說,它的靈感來自斯巴達:軍事共產主義加奴隸製。柏拉圖三說敘拉古國王,均無功而返。失望之餘,他嘆氣說,我理想的頭等國家,隻合天上才有;地上的國家,還是交法律去管吧。

以良知定是非(上不唯領導是聽,下不阿群眾所好),不能搞政治;以民主定是非(操縱多數,平衡利益),不能搞學問。這是學者和政客的不同。什麼是政治?什麼是學術?聖門之徒,常常分不清。

烏託邦的功能是否定現存秩序,意識形態的功能是維護現存秩序。 [26]從烏託邦到意識形態,是知識分子的宿命。

孔子不能救中國,也不能救世界。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本文選自李零《在北大的講義》之總結部分,原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07年1月13日和1月29日)

註解:

[1] 此節是以雜感的形式寫成。

[2] 洪業《半部〈論語〉治天下辨》,收入《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405-426頁。

[3] 崔述疑古,是為尊孔。顧頡剛對他有所批評。我們在第一講已經提到(見《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4] 同注2。

[5] 他說,“我相信中國哲學的將來,有賴於從儒學的道德倫理和理性的枷鎖中得到解放。這種解放,不能隻用大批西方哲學的輸入來實現,而隻能讓儒學回到它本來的地位;也就是恢復它在歷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學隻是盛行於古代中國的許多敵對學派中的一派,因此,隻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學的權威的惟一源泉,而隻是在燦爛的哲學群星中的一顆明星,那麼,儒學的被廢黜便不成問題了”。參看胡適《先秦名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年,第9頁。

[6] 參看Leonel M.Jesen,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Chinese Traditions & UniversalCivilizati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3, fig.3(兩種小紅書:左為《毛澤東選集》,右為曲阜縣文管會仿《毛主席語錄》印的《論語》)。

[7] 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收入《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248-254頁。案:拿孔子當“敲門磚”,他提到袁世凱、孫傳芳和張宗昌。其實,還有孔教會長康有為,宋明理學加基督教的崇奉者蔣介石。

[8] 《史記·儒林列傳》特別提到他的五個學生:子路、子張、澹臺子羽、子夏、子貢,其中子路是死於孔子前。

[9] 宗教大一統,是他開的頭,他立過的國家級祠畤,估計有200個左右。

[10] 參看《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取六國,以吏治為重,儒術不過為緣飾。他請知識分子興太平,“別黑白而定一尊”,隻是為了統一思想,和漢武帝並無不同。其禁書、焚書,也和清初類似,隻是為了消除民族記憶。李斯熟悉知識分子,也懂政治,下手特別狠。知識分子整知識分子,是老傳統,李斯害死韓非,已經開了頭。

[11] 這兩件事,焚書是焚書,坑儒是坑儒,相距有兩年。

[12] 司馬遷作三十世家,是以《孔子世家》與《陳涉世家》並列,他稱陳勝為陳涉(涉是其字),屬於尊稱。

[13] 注意,太一是道的別名,既是哲學本體,也是宇宙中心。漢代學術,雖定儒學於一尊,但宗教,卻和道家關係更大。漢武帝後,道家在政治上丟了陣地,但在下層社會,在宗教方面,影響比儒家大,足以同儒家做長期抗衡。東漢晚期,道家變道教,接收了兩漢宗教的所有遺產,仍然保持著這種優勢,儒道之爭是古代思想的兩極,延續時間最長。

[14] 西文,Confucianism,既可以是儒家,也可以是儒教,就像Taoism,既可以是道家,也可以是道教。

[15] 上引Leonel M.Jesen的書。

[16] 周寧《孔教烏託邦》,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

[17] 當時人,喜歡把什麼學問都說成是哲學,他們把中國的人文學術叫哲學,把中國的文人叫哲學家。

[18] 上引周寧書,123頁。

[19] 上引周寧書,128頁。

[20] 王國維《致首野直喜》(1920年):“世界新潮澒洞澎湃,恐遂至天傾地折。然西方數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掃蕩,東方道德政治或將大行於天下,此不足為淺見者道也。”,收入《王國維全集(書信)》,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311頁。

[21] 東方,是道地的西方概念。西人所謂東方,概念很籠統,就像一切非基督教文化,全叫異教文化,不是西方,就是東方。歐洲人的地理視野,是隨歐洲勢力的擴張,由近及遠。他們所謂的東方,本指北非、西亞。後來,擴大到中亞、南亞、東南亞、東亞。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或東方專製主義,就是他們的籠統印象。

[22] 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民主評論》第九卷合訂本(上冊),香港:民主評論社,1958年。案:此文所說的“世界人士”是西方人。他們向這些人提出要求,你們“應向東方人學習”五件事,第一是“‘當下即是’之精神,與‘一切放下’之襟抱”,第二是“一種圓而神的智慧”,第三是“一種溫潤而惻怛或悲憫之情”,第四是“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第五是“天下一家之情懷”。

[23] 漢以來,“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抱樸子·外篇·審舉》)。宋以來,以忠孝治國,也很失敗。

[24] 參看:魯迅《述香港恭祝聖誕》,收入《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42-45頁。

[25] 參看:恩格斯《論早期基督教的歷史》,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523-552頁。案:勒南受過法國天主教的最佳訓練,卻把耶穌還原為凡人,研究《論語》,我會想到他。參看:〔法〕歐內斯特·勒南《耶穌的一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26] 上引周寧書,129-130頁引曼海姆(K. Mannheim)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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