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最後一次英文演講都講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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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此文刊發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最新一期亦即第二十期《溫故》叢書。這裡是原文。還需要說明一句的是,同事範光華對此文也有貢獻。

時至今日,可以這麼說,正是 1961年11月6日,胡適先生在臺北的25分鐘英文演講,讓他在三個多月後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44卷本《胡適全集》,在第39卷《英文著述(五)》最後一篇文章的題目是《Social Changes andScience》(意即社會改革與科學)。這是胡適最後一篇英文演講稿。編者(這裡的“編者”不知是指《中國自由評論》的編輯還是44卷本《胡適全集》的編輯)用英文加了“編者按”,譯成漢語就是:“這是胡適生平最後一次重要演說,與往常所做的演說一樣,是一篇頗覺爭議性的演說。這篇演說發表在1961年11月6日的東亞四國科學教育會議上,一經發表便引起了一場有關中西方精神價值的激烈辯論。”

再查胡適1961年11月6日日記,知當天有美國外援機構即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在遠東各國援助中等學校的科學教育的主持人員在臺北集會”。而在此之前,美國在臺的一位主持人哈利·施密特就邀請了胡適“在他們第一天開會時作二十分鐘或半點鐘的談話”。胡適當時聽說參加會議的不過16人,也就答應了。可臨近會議召開前,胡適“才知道他們不但在報上發表了我‘講演’,並且印了請帖,帖上說開幕典禮主要節目是我‘講演’‘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所以我不能不著重想想這個場合我應該說什麼話。我昨天決定把我要說的話用英文寫出來。昨天不幸上下午都有幾批客人來看冬秀(引者按:胡適之妻),所以我到晚上才有工夫寫出一篇可講廿五分鐘的演稿,寫到早上兩點鐘才寫成。”胡適在日記中還說:“我的話是三十五年前的老話,但在今天似乎還是沒有人肯說的話。”⑵

據悉,這篇英文演講稿是徐阮高譯成中文的,經胡適先生校改過。中文稿在臺灣公開發表後,遭到不同觀點的人的批評,認為胡適貶低東方文化,崇洋媚外。甚至在講話三個多月後胡適之死也與此有關:因“研究院”副院長李濟不經意間又提起胡適講話後挨批的事,讓胡適很不高興,並引發心髒病去世。不過,也由此可見,胡適一生都嚮往西方的技術和精神文明——儘管他是在中國文化中長大的——更不存在胡適晚年認可東方文化一說。

現在,我們隻能說是上帝的安排,胡適把他在幾十年前最想說而一直無人肯說出的一些話,讓他在去世之前三個多月借英文演講又說一遍。儘管在說之前他也有很多鋪墊的話,但胡適就是胡適,當時雖然已是年過七十的老人,仍然像一個“老憤青”,一旦開啟“話匣子”,一旦開了口,他是不會顧忌的——加之又是他幾十年前說過的一些意思呢,更無需顧忌了。之所以說那些話是他最想說的,看看他的那些“鋪墊”也就很好理解了。不過,從大量的回憶文章以及他的祕書胡頌平所記錄來看,可憐的胡適,事實上,也正是這個25分鐘的英文演講,讓他在演講三個多月後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如果沒有這個演講,誰也不敢說胡適的生命還可延長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那麼,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胡適在25分鐘的英文演講中到底都說了些什麼。

先來看胡適的鋪墊。胡適天分高,他所說的話,都是他想說的,他要說的。至於說得說不得,說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我們從胡適文章中很少看到胡適的“世故”,這一點,隻要從他日記中看他記著自己無數次的“打牌”,就不難明白。但胡適並非不懂“人情世故”,這一點,在他這最後一次英文演講中,可以說胡適向我們展現得淋漓盡致,甚至可以說是“活靈活現”。

一開口,胡適就竭力向大家解釋,這篇演講的題目不是他自己定的,“是負責籌備的委員會出給我的題目”。按胡適的理解,“這個題目的意思是問:在我們遠東各國,社會上需要有些什麼變化才能夠使科學生根發芽呢?”在胡適看來,由於此次參加東亞科學教育會議來的諸位都“是亞洲許多地區從事推進科學教育的”,因此這種“大而重要的題目”更適合那些人來做,至少由他們來講比他胡適更合適。

在為自己即使講得不好提前找個“退路”之後,胡適像一個老頑童更進一步調侃起來。他說自己今天被請來,很疑心是“負責籌備這個會議的朋友們大概要存心作弄我”,當然,他緊跟著又補了一句,或者也有可能還要“存心作弄”來參加會議的諸位。我們知道,在一個正式會議開幕的時候,一般是不會作這種調侃的,除非這個人具有“調侃”的資格,而恰恰這種資格胡適就具備。因此在他說出這種調侃的話後,沒有給人有什麼“不適”的感覺。

那麼如何“作弄”(作者按:現在的習慣寫法是:捉弄)胡適以及來參加會議的諸位呢?胡適認為,這就是讓胡適“在諸位的會議開幕的時候做一次 Advocatus diaboli ‘魔鬼的辯護士’”,要他胡適“說幾句怪不中聽的話,好讓諸位在靜靜的審議中把我的話盡力推翻”。什麼是“魔鬼的辯護士”呢?這篇英文演講稿的譯者加了一個注:“魔鬼的辯護士”,是中古基督教會的一種製度,即中古教會每討論一種教義,必要有一個人擔任反駁此種教義,讓大眾盡力駁他。

而胡適認為,要他來演講這樣一個題目,實際上就等於是要他來講一些不中聽的話,讓來參加會議的諸位然後好反駁他。胡適接著又調侃一句:“我居然來了,居然以一個‘魔鬼的辯護士’的身份來到諸位面前,要說幾句怪不中聽的話給諸位去盡力駁倒,推翻。”我相信,當時在場的人,聽到胡適這種詼諧語調,大約都會忍不住發笑的。

接下來,胡適才“書歸正傳”,談他要講的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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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次會議的性質,給胡適出的題目雖然是“社會改革”,但胡適明白,他今天要講的“都是屬於知識和教育上的變化的範圍的”。於是,他首先就告訴大家:“我相信,為了給科學的發展鋪路,為了準備接受、歡迎近代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我們東方人也許必須經過某種知識上的變化或革命。”這幾十個字,看著平淡無奇,細細揣摸,胡適想說,我們這些具有東方知識的人們不要還迷戀我們的過去,要勇敢地接受近代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

而由於具有東方文明的人有一種優越感,總覺得西方文明不過是技術上的文明——這也正是19世紀中國那些保守派們之所要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根本原因。這些人總以為我們在文化精神上要高於西方,因此,“我們東方人還可以憑我們的優越的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自傲”。

緊接著,胡適更是毫不客氣地指出:“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何以為證?胡適開始舉例:“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製度’(the cast system)到好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成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禍,又有什麼精神價值可說?”一連發問之後胡適並不滿足,繼續“炮轟”:“試想像一個老叫化婆子死在極度的貧困裡,但臨死還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臨死還相信她的靈魂可以到阿彌佛陀所主宰的極樂世界中去,——試想像這個老叫化婆子有多大的精神價值可說!”

像這樣舉了一堆例證後,胡適才說道:“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古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者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那些老文明本來隻屬於人類衰老的時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頹唐了,就覺得沒法子應付大自然的力量了。”其實並不單是胡適有這種認識,一個多世紀前,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密爾在他的《論自由》中也是這麼看的:“我們要以中國為前車之鑑。那個國族乃是一個富有才能並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國族,因為他們遇有難得的好運,竟在早期就備有一套特別好的習俗,這在某種範圍內也就是一些即使最開明的歐洲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須尊稱為聖人和智慧的人們所做出的事功。……毫無疑義,做到這個地步的人民已經發現了人類前進性的奧祕,必已保持自己穩穩站在世界運動的前列。可是相反,他們卻已變成靜止的了,他們幾千年來原封未動”⑶,甚至警告歐洲,如果實行的也是“中國那種教育製度和政治製度”的話,就“也將趨於變成另一箇中國”。

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提出“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1949年後做了廣東嶺南大學校長的陳序經認為中國的文化,無論是在時間還是在空間上,所謂發展不外是死板的延長和放大,絕無改變的可能性,更不用說還有什麼進步了,甚至引用黑格爾的話說:“過去的中國,就是現在的中國,而現在的中國,也就是過去的中國。”而周有光先生生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認為,在“政治方面,今天不同國家水平不一致。有神權國家,比如伊朗,有君權國家,就是專製製度,比如**,有民權國家,像歐美。神權到民權相差一萬年歷史呢,從政治發展來看,伊朗是一萬年以前的國家。”⑷伊朗是一萬年前,那麼有的國家呢?從君權到民權又相差多少年?我們又是多少年前的國家?

正因為我們“那些古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胡適也就又順理成章地強調:“在我們東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就是明白承認這個科學和技術的新文明,並不是什麼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質文明,是我們心裡輕視而又不能不勉強容受的,——我們要明白承認,這個文明乃是人類真正偉大的精神成就,是我們必須學習去愛好、去尊敬的。因為近代科學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確最神聖的因素的累積成就;那個因素就是人的創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實驗的嚴格方法去求知,求發現,求絞出大自然的精微祕密的那種智慧。”在胡適看來,西方那些技術文明中往往也包含著精神文明,這一點,中國人現在是能感受到並能理解了。

胡適為何不承認上世紀五十年代那八冊《胡適思想批判》中不存在什麼學問,原因就是因為:“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而周有光在他2010年出版的《朝聞道集》中的一篇文章中也認為:“追求先進文化要擺脫思想的束縛,先進文化是自由土壤中萌發出來的鮮花。”⑸

為了要人們承認技術文明同時就包含著精神文明,胡適又一再舉例說明:“器具的製造的確早就極被人重視,所以有好些大發明,例如火的發明,都被認作某位大神的功勞。據說孔子也有這種很高明的看法,認為一切文明的工具都有精神上的根源,一切工具都是從人的意象生出來的。周易系詞傳裡說得最好:‘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利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鹹用之,謂之神。’這是古代一位聖人的說法。所以我們把科學和技術看作人的高度精神成就,這並不算玷辱了我們東方人的身份。”

之後,胡適又講道:“所謂‘物質文明’應該有純中立的涵義,因為一切文明工具都是觀念在物質上的表現,一把石斧或一尊土偶和一隻近代大海洋輪船或一架噴射飛機同樣是物質的。一位東方的詩人或哲人生在一隻原始的舢板船上,沒有理由嘲笑或藐視坐著近代噴射飛機在他的頭上飛過的人們的物質文明。”這些話的意思,其實早在幾十年前他就講過,比如,上世紀二十年代他在《東西文化之比較》一文中就這樣說道:“……那些誇耀東方文明者,對於這種種事實可以考慮考慮。一種文化容許殘忍的人力車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什麼是最低限度的工資,也不知什麼工作時間的限制,一天到晚隻知辛苦的工作,這還有什麼精神生活呢?……我們是否相信一個拖洋車的苦力的生活,比較美國的工人要精神化些道德化些呢?”⑹

又說:“如果我們要勞苦工作,才能夠生存;那麼我們就沒有什麼生活了,還有什麼文化可言呢?凡夠得上文化這名詞,必須先有物質的進化為基礎。二千六百年前管仲曾說過:‘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這並不是什麼經濟史觀,乃是很簡單的常識。我們試想想:一群婦女孩子們,提著竹籃,拿著棍子,圍聚在垃圾堆中尋找一塊破布或是煤屑,這叫做什麼文明呢?在這種環境裡能產生什麼道德的精神的文明麼?”⑺

而1926年7月10日胡適發表在《現代評論》4卷83期上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被後人認為“這是胡適關於東西方文化與文明見解的最重要一篇文章”。他在這篇文章中的思想,36年後,胡適依然在堅持著,頑強地堅持著。我們把25分鐘演講與《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對比著來讀,就會發現,思想一脈相承,儘管25分鐘演講稿是胡適演講前現擬的,其文字也與這篇文章不可能相同,但思想意思可以說完全一致。

胡適在演講要結束前,一方面對他的這種認識作些解釋,同時也在告誡國人。非常不幸的是,胡適約五十前的告誡如果說也起了一些作用的話,那也隻是在我們的寶島臺灣,而在大陸,大半個世紀,甚至至今,倒是在證明著胡適像是有先見之明。

請看胡適在演講最後幾段話是如何說的,並以此為本文作結:

20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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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參見44卷本《胡適全集》第39卷第671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除了在該文篇首有“編者按”,文下還有英文註釋,譯成漢語即:參見《自由中國評論》,1962年3月,第12卷3期,39~41頁。這篇演說發表於1961年11月6日的東亞四國科學教育會議上。中文譯稿可參見徐高阮所譯《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變革》一文。該譯文收錄在《胡適演講集》中(臺北:胡適紀念館,1970年,第三卷)第三卷,570~580頁。

⑵《胡適全集》第34卷第763~764頁。

⑶約翰·密爾《論自由》第85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

⑷見2010年4月號《獨立閱讀》。

⑸第219頁,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⑹ ⑺《胡適文集·3》第438頁、第439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附 錄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

胡 適

這個題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負責籌備的委員會出給我的題目。這個題目的意思是問:在我們遠東各國,社會上需要有些什麼變化才能夠使科學生根發芽呢?到這裡來開會的諸位是在亞洲許多地區從事推進科學教育的,我想一定都遠比我更適合就這個大而重要的題目說話。

我今天被請來說話,我很疑心,這是由於負責籌備這個會議的朋友們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諸位:他們大概要我在諸位的會議開幕的時候做一次 Advocatus diaboli “魔鬼的辯護士”(注一),要我說幾句怪不中聽的話,好讓諸位在靜靜的審議中把我的話盡力推翻。

我居然來了,居然以一個“魔鬼的辯護士”的身份來到諸位面前,要說幾句怪不中聽的話給諸位去盡力駁倒,推翻。

我願意提出一些意見,都是屬於知識和教育上的變化的範圍的——我相信這種變化是一切社會變化中最重要的。

我相信,為了給科學的發展鋪路,為了準備接受、歡迎近代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我們東方人也許必須經過某種知識上的變化或革命。

這種知識上的革命有兩方面。在消極方面,我們應當去掉一個深深生了根的偏見,那就是以為西方的物質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文明雖然無疑佔了先,我們東方人還可以憑我們的優越的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自傲。我們也許必須丟掉這種沒有理由的自傲,必須學習承認東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rituality)實在很少。在積極方面,我們應當學習瞭解、賞識科學和技術絕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乃是高度精神的(spiritual),科學和技術確然代表我們東方文明中不幸不很發達的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真正的“精神”。

第一、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製度”(the cast system)到好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成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禍,又有什麼精神價值可說?

試想像一個老叫化婆子死在極度的貧困裡,但臨死還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臨死還相信她的靈魂可以到阿彌佛陀所主宰的極樂世界中去,——試想像這個老叫化婆子有多大的精神價值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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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古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者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那些老文明本來隻屬於人類衰老的時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頹唐了,就覺得沒法子應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確,充分認識那些老文明中並沒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沒有一點生活氣力,似乎正是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瞭解所必需的一種知識上的準備;因為這個近代文明正是歌頌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類的智慧改善種種生活條件的文明。

第二、在我們東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就是明白承認這個科學和技術的新文明,並不是什麼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質文明,是我們心裡輕視而又不能不勉強容受的,——我們要明白承認,這個文明乃是人類真正偉大的精神成就,是我們必須學習去愛好,去尊敬的。因為近代科學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確最神聖的因素的累積成就;那個因素就是人的創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實驗的嚴格方法去求知,求發現,求絞出大自然的精微祕密的那種智慧。

“真理不是容易求得的(理未易察);真理決不肯自己顯示給那些憑著空空的兩手和沒有訓練的感官來摸索自然的妄人。科學史和大科學家的傳記都是最動人的資料,可以使我們充分瞭解那些獻身科學的人的精神生活——那種耐性,那種毅力,那種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令人心灰氣餒的失敗,以及忽然得到發現和證實的剎那之間的那種真正的精神上的愉快、高興。

說來同樣有意味的是:連工藝技術也不能看作僅僅是把科學知識應用在工具和機械的製造上。每一樣文明的工具都是人利用物質和能力來表現一個觀念或一大套觀念或概唸的產物。人曾被稱作能製造器具的動物(注二)。文明正是由製造器具產生的。

器具的製造的確早就極被人重視,所以有好些大發明,例如火的發明,都被認作某位大神的功勞。據說孔子也有這種很高明的看法,認為一切文明的工具都有精神上的根源,一切工具都是從人的意象生出來的。周易系詞傳裡說得最好:“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利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鹹用之,謂之神。”這是古代一位聖人的說法。所以我們把科學和技術看作人的高度精神成就,這並不算玷辱了我們東方人的身份。

總而言之,我以為我們東方的人,站在科學和技術的新文明的門口,最好有一點這樣的精神上的準備,才可以適當的接受、賞識這個文明。

總而言之,我們東方的人最好有一種科學技術的文明的哲學。

大約在三十五年前,我曾經提議對幾個常被誤用而且很容易混淆的名詞——“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物質文明”(Materialcivilization),“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重新考慮,重新下定義。

所謂“物質文明”應該有純中立的涵義,因為一切文明工具都是觀念在物質上的表現,一把石斧或一尊土偶和一隻近代大海洋輪船或一架噴射飛機同樣是物質的。一位東方的詩人或哲人生在一隻原始的舢板船上,沒有理由嘲笑或藐視坐著近代噴射飛機在他的頭上飛過的人們的物質文明。

我又曾說到,“唯物的文明”這個名詞雖然常被用來譏貶近代西方世界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在我看來卻更適宜於形容老世界那些落後的文明。因為在我看來那個被物質環境限制住了的文明,才正是“唯物的”。總而言之,我要說一個感到自己沒有力量對抗物質環境而反被物質環境徵服了的文明才是“唯物”得可憐。

另一方面,我主張把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義的、精神的文明。我在大約二十多年前說過: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來控製自然,來變化物質以供人用,來使人免除不必要的辛勞痛苦,來把人的力量增加幾千倍幾十萬倍,來使人的精神從愚昧、迷信裡解放出來,來革新再造人類的種種製度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義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注三)

這是我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的熱誠頌讚——我在1925年和1926年首先用中文演說過並寫成文字發表過,後來在1926年和1927年又在英美兩國演說過好幾次,後來在1928年又用英文發表,作為俾耳德(Charles A. Beard) 教授編的一部論文集《人類何處去》“WhitherMankind”裡的一章。

這並不是對東方那些老文明的盲目責難,也決不是對西方近代文明的盲目崇拜。這乃是當年一個研究思想史和文明史的青年學人經過仔細考慮的意見。

我現在回過頭去看,我還相信我在大約三十五年前說的話是不錯的。我還以為這是對東方和西方文明很公正的估量。我還相信必需有這樣的對東方那些老文明。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的文明的重新估量,我們東方人才能夠真誠而熱烈的接受近代科學。

沒有一點這樣透徹的重新估量,重新評價,沒有一點這樣的智識上的信念,我們隻能夠勉強接受科學和技術,當作一種免不了的障礙,一種少不了的壞東西,至多也不過是一種隻有功利用處而沒有內在價值的東西。

得不到一點這樣的科學技術的文明的哲學,我怕科學在我們中間不會深深的生根,我怕我們東方的人在這個新世界裡也不會心安理得。

譯者注:

注一“魔鬼的辯護士”是中古基督教會的一種製度。中古教會每討論一種教義,必要有一個人擔任反駁此種教義,讓大眾盡力駁他。

注二語出法國哲學家。

注三這段引文的原文出在適之先生的論文,TheCivilization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即俾耳德教授編的WhitherMankind(1928. Longmans ) 的第一章。此編的大意又見於收在《文存》第三集的論文《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及另幾篇文字。

(原載1961年12月1日在臺北出版的《文星》總50期 1961年11月6日在東亞科學教育會議上的主題演說 原文為英文,譯文經適之先生校改過,譯者未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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