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楊振寧與李政道的失和:中國知識分子的自負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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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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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protected]?膺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宇稱不守衡的發現,被譽為“20世紀物理學中的革命”。當時我才十來歲,這事曾使我無比激動,從此對科學家充滿愛戴、敬仰和崇拜,成為我從十八九歲時就開始寫作《第二次握手》的動因之一。1957年的報道高潮中,還時時提到中國留美女物理學家吳健雄,是她以精美絕倫的實驗設計和連續幾個月的辛勤工作證明瞭“弱相互作用下宇稱的不守衡”,從而把李、楊推上了諾貝爾獎得主寶座,吳健雄本人也成為《第二次握手》女主人公“丁潔瓊”的主要原型之一。

但我後來在蒐集李、楊資料的過程中卻發現,兩位似乎在獲獎後什麼時候起,因某種緣故斷交了。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2或3人共同獲獎的情況是常見的,他們往往還不同一國籍,卻可成為終身好友。那麼,李、楊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我見過老年吳健雄的一張壽辰照片,當時獲得過諾貝爾科學獎的5位華裔科學家都來祝壽了,可我注意到,李、楊彼此隔得很遠,像是互不相識。

如此兩個人物,因什麼鬧僵的呢?我想不大可能為了錢,也不大可能是為官職——在美國的教育體製下,當名教授比當官強得多。看來只能是為了“名”,這並非指一般意義上的“名聲”、“名氣”,而是“排名先後”的“名”。楊比李大幾歲,但瑞典科學院的頒獎名單是“李、楊”,全世界媒體也都如此稱呼——是不是因為這個呢?諾貝爾獎的歷史上常有年長者排名在年輕者後面,但從沒聽說過有誰為此鬧翻。那是一個漫長的閉塞年代,很多事實不準披露,很多真相不為人知,李、楊之間發生過什麼事被諱莫如深,我和很多人一樣,始終是“一頭霧水”。

上世紀80、90年代,政治氣氛趨於寬鬆,李、楊兩位似乎也因年事漸高而覺得“現在可以說了”(美國格羅夫斯將軍後來一本回憶第一顆原子彈研製過程的書便取名《現在可以說了》),甚至是“如鯁在喉,非說不可”。我曾看到過一篇文章談及楊年齡比李大,對推翻“宇稱守衡定律”功勞也更大,在獲獎名次上本應楊在前,事實上卻相反。楊坦承為此與李鬧過彆扭,很痛苦,曾為此哭過雲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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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同獲諾獎時排名的規定怎樣,想來無非一是依姓名的英文字母順序,二是按貢獻大小。諾貝爾科學獎也有過不公正,但大體上是公正的。譬如公認吳健雄應該是1957年物理學獎得主之一,但偏偏沒有她,這就是一種不公正,吳本人卻能淡然處之。而且她得到了另一種公正——被譽為“20世紀的第二位居裡夫人”,長期擔任美國物理學會會長。

回到正題上來,對李、楊分道揚鑣的原因,楊振寧已經說過了,卻一直沒聽到過李政道的說法。我憶起“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俗話,心想楊說過了,現在且聽李怎麼說吧。《始末》中寫道,“即將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諾貝爾獎中華風雲——李政道傳》首次詳細披露了二人恩怨的始末,書的作者是季羨林之子季承。季承長期從事科研管理工作,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顧問,二人有長達30年的緊密合作”,意即《李政道傳》會是李政道本人意思的真實表達。

據文章介紹,李、楊早年是西南聯大校友,後來又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校友,關係一直很好,且“兩家比鄰而居,兩家人來往密切”。從1951年起,他們的合作“真正開始”,並得到奧本海默的欣賞和愛因斯坦的重視——即此一點便可看出,李、楊是多麼的幸運!但他們無視這種幸運,文章接著談及:“此時糾紛卻發生了,由頭是他們合寫的兩篇論文署名次序問題。第一篇署名是楊振寧和李政道,第二篇署名李政道和楊振寧。”——就這樣輪流坐莊也很好,但不行,“在第一篇論文寫成後,按慣例合作者的署名應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順序排列,應該是‘李政道和楊振寧’。但楊振寧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話,他希望排在前面,因為他比李政道大四歲”。可惜李政道很“介意”,他“對這一要求很吃驚,勉強同意。在第二篇論文署名時,李政道說服楊振寧,按國際慣例改了過來。”我的“小人之心”並沒有度錯“君子之腹”,果然,李、楊確是因“排名先後”鬧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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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順序可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順序,也可按合作者實際貢獻的大小——這在國際學術界也是通例。但“實際貢獻大小”一般來說只有合作者自己才明白,這種情況下,只要他們都有基本的實事求是精神,“署名順序”應該不成問題。但事實恰好相反,這成了李、楊之間的大問題。對此的合理解釋是,李、楊沒有“基本的實事求是精神”,至少是其中一位缺乏這種精神。

“署名問題給二人帶來裂隙……他們沒有再合著論文。論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於心。”——事情使李政道耿耿於心,看來更使楊振寧耿耿於心,但兩人仍相互需要。於是,此後兩人仍有合作,有些學術觀點經激烈辯論後能取得一致,有的重要論文“還共同署名”。對此,李政道在《破缺的宇宙》一文中寫道:“從1956年到1962年,楊和我共同寫了32篇論文……合作緊密而富有成果,有競爭也有協調。合作的成果大大多於每個人單獨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後面的兩句話是實事求是的說法,更是令人鼓舞的說法。它曾被李、楊共獲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事實所證明,使人想起中國人常說的“團結就是力量”。人們知道,劍橋大學的教授們有“喝下午茶”的習慣。喝茶吃點心並非目的所在,他們真正的興趣是聊天、討論和爭執,是學術觀點的碰撞以及由此迸濺出來的天才火花。科學史上多個重大的發明和發現,多項諾貝爾科學獎,就是這種“天才火花”的產物。但“天才火花”的產生有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和諧坦誠、優雅大度和“費厄潑賴”,而不是小肚雞腸、胸襟狹窄和錙銖必較。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即這種在討論和碰撞中產生並被“天才火花”所照亮的東西,要分出“誰先誰後”、“孰輕孰重”往往很難,且既無必要又無操作性。如果堅持要分出,唯一的後果只能是“裂隙”,是“冷眼相向”,是鬧翻、鬧僵……鬧出一段什麼呢?說文雅點叫“公案”,說直白些是“醜聞”。當然,使點手段也許可以分出“誰先誰後”、“孰輕孰重”,譬如每次對話都帶上竊聽器和針孔攝像機等“特工”裝置,以便日後“對簿公堂”拿得出“第一手證據”——問題是居心如此的人,能在科學討論中表現出任何真知灼見,能登上任何科學領獎臺嗎?這樣一來,也就無所謂“排名先後”了。

楊振寧說,他在發現“宇稱不守衡”中的功勞比李政道大。1982年,他在《獲諾貝爾獎的論文產生經過》一文後記中說:“李政道先是反對這種(有關宇稱不守衡的)觀點。我力圖說服他……後來他同意了我的意見。”《李政道傳》則說:“這一發現是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因此“論文由李政道執筆,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在諾貝爾獎委員會通知以及所有媒體的報道中,兩個名字的次序都與獲獎論文的署名一樣,李政道在先,楊振寧在後”。然而,據《李政道傳》說,“到斯德哥爾摩領獎時,楊振寧突然提出,授獎時他希望能按年齡順序在李政道之前受獎,而他夫人杜致禮則想在出席晚宴時讓國王作陪,也就是說,在進入晚宴會場時她要走在最前面,楊振寧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後作陪”。“李政道大為驚訝,不同意這麼做。但是,楊振寧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君。秦對李政道說,假如為這件事鬧出笑話,讓外國人看不起,太丟臉。這樣李才勉強同意”。再往後,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紐約客》雜誌刊登伯恩斯坦寫的《宇稱問題側記》。楊振寧看到校樣後說“文章裡‘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討論”——又是“排名先後”問題,“楊振寧提出,文章中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寫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禮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君之前。因為杜致禮年長一歲。第二天,楊振寧到李政道家裡提出,凡是文章提到‘李和楊寫了……’的地方都要加一個注,說明是出於字母排序的習慣”。“對楊振寧的這些要求,李政道覺得太無聊。當天晚上,楊又打來電話,說那些注或許可以不加,但文章裡都要寫成‘楊和李’。李政道感到失望,隻好建議他們今後不再合作。楊振寧隨即變得十分激動,開始哭起來……”

就是說,我十幾年前聽說楊振寧為此事曾哭過,確有其事。不管怎樣,“最後他們都同意暫停合作”——而人們都知道,這個“暫停”就是永久停止。奧本海默曾說“李政道和楊振寧坐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討論問題,是一道令人賞心悅目的風景線”。但現在,奧本海默說“李政道應該不再做高能物理,而楊振寧應該去看精神醫生”!在物理學上兩人極具天賦,堪稱頂尖級人才,奧本海默曾對他倆傾注了很大的感情和心血,現在卻毫不掩飾對他們的批評乃至否定。“李政道應該不再做高能物理”,是預言李今後在高能物理領域不大可能再有大的成就。這話說對了,1957年後的半個多世紀中,李政道確實沒有特別突出的科學貢獻。“楊振寧應該去看精神醫生”,則簡直是毫不留情面的直斥。

《始末》寫道:“李楊之間的恩怨,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個人範疇,延伸到了日後中國基礎學科的發展。”國內高能物理學界本來就存在分歧,1972年後楊振寧和李政道陸續回國訪問並介入其間,“使這一分歧就帶有了濃厚的個人意氣的色彩”。“李政道主張建高能加速器,楊振寧反對;李政道主張重視基礎科學,楊振寧力主搞應用科學;李政道創立特殊的考試辦法幫助中國學子赴美留學,楊振寧就說是‘喪權辱國’,等等”。《李政道傳》寫道:楊振寧“對中國高能物理髮展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甚至主張凍結基礎研究的經費,說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張科學院要以發展性研究為主,從而‘生產第一’,‘生產第一’,‘生產第一’……推而廣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贊成的,楊振寧就反對。”——這種並非發生在一般老百姓身上的“精神病”足以“誤國”了!

《始末》還說:“楊振寧的個人意氣遠超出了高能物理領域。意氣的來源完全在楊振寧。相反,李政道卻沒有表示出對楊振寧回國後所作所為的個人意氣。人們看不到‘只要楊振寧主張,李政道就反對’這種現象。”不過,只要李政道不能證明他對推翻“宇稱守衡定律”的貢獻確實比楊振寧大,他就無法得到徹底的澄清和解脫。按照中國人的積習,李政道的少說話或不說話可以被理解為“城府很深”和“口不臧否人物”。何況他後來還是通過季承和《李政道傳》說話了,其中,關於他對推翻“宇稱守衡定律”比楊振寧貢獻更大的說法仍然無可查考。一些本來堪稱傑出的中國人(包括“華人”)熱衷於“鬧不團結”,把寶貴的時間精力大量消耗在這類毫無意義、無聊透頂的事情上——這大概是至今沒有一箇中國科學家榮膺諾貝爾獎、海外華裔科學家榮膺諾獎者也甚少的原因之一。

這使我想起魯迅對“國民性”的論述:“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兩地書》)從魯迅的話和李、楊兩人纏夾了幾十年的“恩怨”,人們也許可以領悟到一些什麼。從晚清至民國,中國人被形容成“一盤散沙”;1949年後一個常見的現象叫“鬧不團結”;改革開放初又出現“一個日本人是條蟲,三個日本人是條龍;一箇中國人是條龍,三個中國人是條蟲”的說法——何況李、楊還都是特別優秀的中國人。

說到日本人,索性多談一點吧。2001年日本提出要在21世紀的前50年裡培養30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即平均每年0.6人。2010年10月,年度諾貝爾獎揭曉,3位化學獎獲得者中有兩個日本人,這就使日本在21世紀前9年裡培養的諾獎得主達到10人!而自1901年開始頒發諾獎以來的110年,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1年,“外籍華裔”科學家先後共有8人獲獎,其中出自1949年前的中國者2人,出自臺灣者2人,出自香港者2人,生在美國者2人,全部是在美國榮膺諾獎的。中國本土尚無一人。捎帶說說,日本人口隻及中國的1/10,而海外華人隻及中國本土人口的1/70——應該說,這已經成了個問題。甚至連中國自己設立的、兩年一度的“國家自然科學獎”和“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也多次空缺,原因是沒有評得上的成果——而這類中國自己設立的“大獎”本來就缺乏分量。不錯,中國已經很有錢了,“大獎”的獎金額也很高,可惜很多東西的“分量”不是可以用錢堆積起來的。

李楊的“恩怨”也好,“一盤散沙”也好,很多中國人和中國知識分子的“鬧不團結”也好,說到底還是一種“國民性”,一種“壞根性”,對它的“療救”是很麻煩和很需要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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