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在大陸為什麼不肯搞“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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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打敗了國民黨,這是長期以來流傳甚廣的現代神話之一。

這個神話的基本邏輯是:“土改”把土地分給了農民,使他們“翻了身”,滿足了他們千百年來的渴望,共產黨因此擁有了穩定的兵源,考慮到當時農村人口所佔比重極大,則國民黨事實上失去了多數人的支援,因此喪失執政基礎。

不能說這個解釋就是錯誤的,但失於簡單。

首先,這麼好的辦法,為什麼國民黨不去模仿?其次,為什麼在一些地區,農民並不歡迎“土改”,隻好靠暴力來推行?在傳統社會中,農民的意見對歷史影響究竟有多大?民國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農民的認可(一般來說,只要不是大多數人極端反對,一個政權總能維持下來),可為什麼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

類似的問題還可以問很多,值得深入分析。

農民要求“實現耕者有其田”

國民黨的土改嘗試

近代以來,政治者關注地權,帶有普遍性。

一是源於農業社會的傳統價值觀,認為農業是“國本”;一是國門洞開後,中國經濟從南北格局轉為東西格局,沿海城市迅速發展,大量優質勞動力向此集中,而流入城市的多是農村中層,富戶與赤貧往往留在鄉村,導致鄉村衝突加劇,社會趨於解體。

倫敦脫險後,孫中山曾說:“暫留歐洲,以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而孫的“心得”,即1899年,孫中山在與章太炎、樑啟超的討論中,“提出土地國有、授耕者以田的主張”,並在1902年在越南設立的興中會分會的誓詞中加入“平均地權”。

1926年北伐時,國民黨提出“二五減租”方案(減租25%),1927年5月又頒佈《佃農保護法》,在1930年6月公開的《土地法》草案中,規定地租額為收穫總量的37.5%,如能遵照執行,農民負擔確實大大減少。

國民黨採取了漸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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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國民黨也認識到農民問題是中國社會的核心問題,但採取了漸進道路。即:先“減租”以調整租佃關係、“提高佃農生活”,再由政府以“贖買”的形式把地主“多餘”的土地分配給無地農民。

首先,中國社會當時階級分層不明顯,許多地主僅夠溫飽,奪其地均分,農民所得亦有限。

第二,傳統鄉紳階層是社會的穩定器,打擊這一階層,鄉村可能失序,不僅政府稅收困難,養老、教育、慈善等問題亦無人組織,成為政府負擔。

第三,執行能力不足,1928—1929年張靜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減租”,導致18萬國民黨基層黨員被地方士紳武裝槍殺,6千多國民黨鄉村黨部被搗毀,隻好作罷。

現實是,提高執行力,政府的成本就會提升,可靠農業那點產出,根本養不起。抗戰結束後,國民黨曾計劃將保長、甲長亦納入公務員系統,使其僱員規模超千萬,這顯然不切實際。

上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面臨日本巨大威脅,無暇深入土改,隨著抗戰爆發,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轉移。

解放前農村貧富差距有多大

1938年,樑漱溟到達延安,與毛澤東徹夜長談,兩人爭執不休,各執己見,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分歧就是:樑漱溟認為中國農村貧富差距不明顯,沒有階級區分,不應強製沒收地主土地,而毛澤東認為中國農村階級分化確實存在,不解決這個關鍵問題,一切無從談起。

樑漱溟曾在山東鄒平搞了7年“農村改革”,而毛也曾在湖南等地農村進行過調查,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

山東鄒平是當時土地分配相對平均的地區,而湖南在軍閥戰爭時期地處南北拉鋸戰前線,無論哪方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徵稅,能魚肉鄉裡的土豪劣紳得到重用,農民苦不堪言。

從整體看,當時農村的貧富差距究竟有多大?由於統計材料不完整,只能舉出一些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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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甘肅定西縣農村為例,1934年地主自耕佔地為20%(地主戶數為總戶數4.7%),半自耕農為40%,佃農為40%。

據中南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1950年編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獻與資料》統計,江西1949年以前原白區地主、富農共佔人口11.3%,佔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區,地主、富農佔人口9.2%,佔有土地64.1%。

而據1873年的統計資料,當時英國貴族擁有土地73.9%,而他們隻佔土地擁有者(不是農村全部人口)的1.4%,而剩下的98.6%土地擁有者,僅擁有26.1%的土地。

根據山西省永濟縣吳村檔案估算,土改前該村家戶地權分配基尼係數為0.421,個人地權分配基尼係數為0.355;土改後家戶地權分配基尼係數為0.272、個人地權分配基尼係數為0.228。

而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2012年中國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為0.474。

貧富差距客觀存在,但是否達到激化的程度,值得推敲。

土改的蠕變效應

雖然土改確實減少了鄉村的貧富差距,但它也是有成本的,亦可能導致“蠕變效應”。

所謂“蠕變效應”,是指一個行動初期目標並不大,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不得不去解決關聯問題,帶來投入增加,可投入越多,派生出的關聯問題反而越多,最終從一個小問題變成一個大問題。

比如“一戰”就是典型的“蠕變效應”,戰爭開始時,絕大多數參戰國認為幾個月就能結束,英國初期甚至未採取義務兵製,可最終卻變成激戰4年、造成1600萬人死亡的慘劇。

土改將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很快便出現了土地私人買賣的問題,產生出新的兼併和新的貧民,尤其是後者,給政府帶來負擔。其實,以山西省永濟縣吳村為例,在成立高階社前,家戶地權分配基尼係數進一步下滑到0.266,個人地權分配基尼係數下滑到0.209,貧富差距顯著縮小,但對可能出現的貧富分化,讓決策者憂心忡忡。

分的究竟是誰的地

在許多農村,即使將地主的土地全部沒收,平分給農民,農民收穫亦不多,未必能喚醒他們參與政治的熱情,那麼,群眾是怎麼發動起來的呢?

首先,沒收地主財產並平均分配,這是一種有效的運動方式。看到能立刻分到財產,加上積極分子先到先得,起了“榜樣作用”,普通民眾亦會緊跟。鄉村社會相對封閉,為防止報復,人們更傾向於採用暴力手段。“由於單純地追底財,用盡各種刑法。甚至有的拿出底財,也要打死。”

暴力一旦蔓延,便會失去理性,在1946年河南土改中,僅冀南二地委複查中便死了2033人,其中地主782人,僅佔38.4%,富農530人,佔26.6%;中貧農721人,高達35%,有的全縣土改大會甚至直接被稱作“殺人大會”。

其次,當時農村普遍存在“公田”,低的佔總數10—30%,高的佔30—50%,公田收入用來養老、祭祖、辦學、治病,滿足低層次社會需要,雖主要掌控在富戶手中,難免有貪腐,但整體看,這是一筆重要的社會資產。而土改中被大量分配的,恰恰是“公田”。

“公田”面積大,分配後農民得利多,但原本由社會提供的那些福利,隻好由政府承擔起來。土改後,當出現貧富分化的苗頭時,除了意識形態因素外,在實際操作層面,政府也不得不採取措施。畢竟貧富在享受同樣的福利,承擔同樣的責任,縱容下去,難免出現“窮者更窮,富者更富”的局面。

從集體化,到嚴禁城鄉自由貿易,再到半軍事化管理,很可能是為了應對土改的蠕變效應而採取的舉措。

土改成敗看團隊

其實,中共推行土改也非一帆風順。

由於解放區彼此間隔,導致各地重視程度不一,一度進入凝局,對此,在1947年9月召開全國土地會議上,認為地方黨組織滲入了“地主、富農和壞蛋”,各地區開始整黨,晉冀魯豫邊區1700人集中開會85天,調查每個與會者的“階級成分、思想和行為”,部分人受到懲罰。會議後,宣佈在對現有黨員全部調查結束前,停止註冊新黨員。在一些地區,整黨甚至請農民來參與。

在土改中,基層團隊起著關鍵作用,因為幹部既要熟悉農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監督的前提下,他們的表現決定了土改的成果。

在抗戰中,北方農村基本被日本佔領,但日軍兵力隻夠維持交通線和大城市,中共在農村的巨大空間中得到充分鍛鍊,而國民黨抗戰主要資源來自南方農村,為了稅收,隻得更加依靠鄉村精英階層,無法通過土改來磨練團隊。

其實,在縣長林詩旦帶領下,1942年國民黨在福建龍巖進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贖買”土地一項際借貸高達10.2億元,此外對全縣進行了大規模培訓,按此投入,當時全國14省82個縣級政府118.7萬名行政共需經費7.6億元,顯然不具普及價值。

投入不足,則人們最終選擇了製度的解決方案。

國民黨輸掉了農村

對比土改前和土改後,其實政府汲取資源的能力沒有顯著提升,所以在不同時期,土改程度不同。

在抗戰時期,土改基本未推廣,而在解放戰爭中,雙方來回爭奪的地方,中共也沒有推行土改,對可能丟掉的解放區和新得到的解放區,亦採取了暫緩土改的政策。

中共非常瞭解土改的負作用,毛澤東明確說過,短期看,土改會影響生產。但為什麼還要堅持土改呢?因為土改的最大紅利是打掉了農村原有的精英階層,使農村走向中農化。

1948年初,中共中央估計中農已佔到老區鄉村人口的50—80%,其中新中農有達一半以上。據1952年山東9個典型鄉44個典型村調查,貧農佔總戶數的比例約為15—20%,中農比例達到70—75%,富農比例約為1—2%,多者佔到4—5%。

精英層被破壞,國民黨失去了對北方農村的掌控能力,隨著解放戰爭的推進,不得不繼續依靠南方鄉村的資源,已承受8年痛苦的人民自然不滿,國民黨失去了鄉村的支援。

相反,通過土改,中農成了農村的主導,他們有一定資產,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會呈原子態,幹部動員的效果得以最大化。而副作用是,也出現了權力財富化的傾向,比如1954年,郭集鄉32名黨員中已有10人上升為富裕中農,其中6人剝削僱傭勞動;1人上升為新富農,剝削僱傭勞動40%。萊陽地委約有5%的黨員僱工,多者達到9%。德州地委400名區鄉幹部僱工的比例,1950年為3.8%,1952年已達17%。

但,與國民黨在大陸最後時期驚人的貪腐相比,這一切並不醒目。

中產階級沒能左右歷史

在胡素珊看來,“因為土改,所以農民走上前線”的邏輯並不通順,而是“因為土改,國民黨失去了鄉村的控製能力,導致統治動搖”。

那麼,城市的情況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傾向於中產階級拋棄了國民黨,但胡素珊反問道:抗戰結束後,國民黨的腐敗已達到峰值,“劫收大員”令民怨沸騰,為什麼國民黨大陸政權此時沒有垮臺,而是拖到了1949年?

確實,1948—1949年的通脹驚人,但城市的各單位都會給員工發米發柴等,市場交易已成輔助,隻對沒單位的邊緣人員生活有影響。況且,此時知識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輪車伕的幾十分之一,後者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他們並無特別的政治立場。

通過資料分析,胡素珊認為,當時知識群體更希望走第三條路線,而走不通時,支援國共的比例基本各佔一半,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運動不斷的原因之一,因為城市知識人的支援遠不如鄉村那麼多,所以他們要到農村接受改造。

胡素珊認為,城市持平,而鄉村一邊倒,則共產黨的勝利有其必然性。

當家都有當家的難

或者,可以嘗試回答一下本文開始提出的四個問題了。

為什麼國民黨不去搞土改?因為土改的作用是在鄉村建構新的精英階層,在戰爭壓力下,國民黨拿不出更多資源來做這件事,特別是其缺乏足夠的幹部儲備,土改至少在初期會降低農村生產力,土改以分“公地”為主,使鄉村社會的自主能力更脆弱,對於這些風險,執政黨難免望而卻步。

為什麼在一些地區,農民並不歡迎土改?因為土改試圖重建農村社會精英層,對已貧困化、趨於解體的鄉村,它有組織價值,而在相對富裕、階層差距不大、宗族血脈聯絡較強的鄉村,自然不受歡迎。

土地交給農民後,為什麼解放後又要通過集體化收回?因為土改出現了蠕變效應,土地均分後,有的農民善於經營,或利用權力,迅速發達,成為富農,有的農民不得不賣地,又成為貧農,要防止貧富兩極分化,必須取締土地市場,進而取締個體勞動,當然,土改在意識形態上亦有無法合拍處。

最後,為什麼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其實,民意未必更重要了,但歷史書寫的方式讓它看上去顯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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