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要讀《道連·格雷的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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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連格雷這部小說是任何喜歡或討厭王爾德、任何研究王爾德的人都沒辦法避開的一本書。在王爾德眾多的作品中,包括對話錄、戲劇、詩歌和故事集,它宛如一道陰影橫亙在那裡。1895年4月3日,當王爾德站在老貝利刑事法庭與昆斯伯裡勳爵對峙時,他要為這部作品不是傷風敗俗的而進行辯護。

道連格雷的主題到底是什麼?它和唯美主義的關係是微妙的,甚至構成了一種輕微的反諷。傳記作者理查德·艾爾曼在他的書中這樣寫道:

他(王爾德)本可以對自己從重新思考過的唯美主義進行一番正面的描述,他在《作為藝術家的批評家》和《社會主義製度下人的靈魂》中會這麼做,而且他在《謊言的衰落》中已經這麼做了。與之相反,《道林·格雷》成了出類拔萃的唯美主義小說,不在於它對教義的倡導,而在於它展示了這種唯美主義的危險性。

這種危險性就在於,當道連·格雷以一種唯美主義的態度對待生活的時候,他一次又一次殺死了自己所愛的人,最終也殺死了自己。而小說中另一個倡導唯美主義美學的人——亨利勳爵——他的存在在我看來,其實更像一個幻影,他一直在說話,可沒人知道他到底過著怎樣的生活。

道連·格雷殺死的第一個人是西比爾。他懷著一種盲目的激情愛上了西比爾,可是當西比爾以熱烈的愛迴應他時,他卻將西比爾冷酷地推開了。理由是,莎士比亞劇作中的愛情是比真實的愛情更真實的東西,即藝術高於生活,而作為他的愛人,西比爾連這個道理都不懂。

‘Dorian, Dorian,’ she cried,‘before I knew you, acting was the one reality of my life. It was only in the theatre that I lived. I thought that it was all true. ... You came - oh, my beautiful love!- and you freed my soul from prison. You taught me what reality is. Tonight,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saw through the hollowness, the sham, the silliness of the empty pageant in which I had always played. ... You had brought me something higher, something of which all art is but a reflection. You had made me understand what love really is. My love! my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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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yl Vane

西比爾這一段熾熱的表白放在任何其他一部文學作品中,都是輝煌、壯美的。但獨獨在道連格雷面前,這段話黯然失色。因為它違反了道連對藝術根本的看法,即藝術遠高於生活,而且比生活更真實。這也是王爾德對藝術的看法。他在《作為藝術家的批評家》中會說,是生活模仿了藝術,而不是藝術在模仿生活,以自然為理想是惡劣藝術的源頭。於是,在被道連拋棄後,西比爾自殺了。西比爾的死亡是整部小說的轉折。因為正是在這個時候,道連發現他那魔鬼式的契約竟然成真了:畫像代替他承受人世間的一切罪惡和衰老,而真實的我卻可以享受肉體的青春和不朽。伊格爾頓在《聖奧斯卡》中也是這麼說的:“你從未遇見一位天才如此活力四射和膽大妄為,但在沉寂閣樓中他的畫像正在老去。”

西比爾的死亡為我們帶來了另外一個問題:唯美主義的危險性。不管王爾德承認與否,這是小說帶給讀者的巨大困惑,唯美主義帶領我們奔赴的究竟是熱情的天堂還是冷漠的地獄?因為當一個年輕生命逝去的時候,亨利勳爵安慰苦惱的道連的辦法是,只有死亡才能讓西比爾作為藝術家的生命更真實,也更美好。顯然,西比爾成了唯美主義的殉葬品,一如後來的巴茲爾和道連自己。

“The moment she touched actual life, she marred it, and it marred her, and so she passed away. Mourn for Ophelia, if you like. Put ashes on your head because Cordelia was strangled. Cry out against heaven because the daughter of Brabantio died. But don’t wast your tears over Sibyl Vane. She was less real than they are.”

——Lord Henry

不知道當亨利勳爵聽聞道連的死訊的時候,是不是還可以如此坦然地說出這番話。對亨利的看法,道格拉斯有一次在面對母親昆斯伯裡夫人對王爾德的指責,即認為王爾德在生活中扮演著亨利·沃頓勳爵的角色,謀殺了自己兒子的靈魂時,這樣說道:“王爾德根本就不喜歡亨利·沃頓勳爵,這位勳爵絲毫不具有奧斯卡的”開朗天性,以及他那種活潑的‘好興致’,他的急智和出色的幽默感,他忠實的好意和寬厚本性,這讓他根本就像個大孩子,而不是那種你想要認定的既憤世嫉俗又狡猾的病態者。”彼時,王爾德和道格拉斯還處於熱戀中,至少是關係很好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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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連·格雷殺死的第二個人是巴茲爾,巴茲爾是道連未遇見亨利勳爵之前最好的朋友,或者說夥伴。書中最殘酷的地方不是道連舉刀的那一瞬,誠然,那一幕非常可怖,而是道連殺死巴茲爾爾後的平靜,甚至多年以後道連回憶起這一幕時都未曾為這個深愛著自己的畫師有一絲惋惜。

Nor, indeed, was it the death of Basil Hallward that weighed most upon his mind. It was the living death of his own soul that trouble him. Basil had painted the portrait that had marred his life. He could not forgive him that. It was the portrait that had done everything. Basil had said things to him that were unbearable, and that he had yet borne with patience. The murder had been simply the madness of a moment. As for Alan Campbell, his suicide had been his own act. He had chosen to do it. It was nothing to him.

——Dorian Gray

這段話除了反映道連那種病態的自私和自戀之外,還揭示了另外一點,即巴茲爾的死亡同西比爾一樣,是因為違反了道連深信不疑的唯美主義,他們試圖教導道連生活的真理,卻被後者冷酷地拋棄並遺忘了。生活是向前的,道連絕不往後看。

理查德·艾爾曼在王爾德的傳記中評價道:“撰寫序言的王爾德和小說家的王爾德互相解構對方。”這一點在巴茲爾這個人物形象上體現得尤為明顯。王爾德在序言中說:“藝術家是美好作品的創造者。彰顯藝術,隱藏藝術家,是藝術的宗旨。”(The artist is the creator of beautiful things. To reveal art and conceal the artist is art’s aim.)但小說裡,巴茲爾一直不情願把道連·格雷的畫像展出去,其理由正是害怕它會揭露太多關於自己的情感。暫且不論這情感是什麼,僅依照王爾德在序言裡提出的對藝術的標準,巴茲爾所畫的這副肖像應該算是失敗的作品。可恰恰相反,它在小說裡絕對是巴茲爾創作以來最好的作品。王爾德是一個悖論大師。他的搖擺和猶豫不決或許在生活中給他帶來了災難,但在藝術上,卻盛開出無與倫比的魅力。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王爾德或許會笑著告訴我們。正如他死前最後一刻受洗,皈依了天主教。

道連·格雷殺死的第三個他所愛的人,也是最愛的人,是他自己。這種自毀的衝動,是王爾德作品中深藏的哀傷。

我們是虛榮的、無知的,我們不知道,

當我們刺戳你的心臟時,我們自己真正的心臟也就被屠戮了。

——王爾德 《人類讚歌》

道連毀掉畫像的那一刻,道連死了。但道連的自我毀滅之旅在很久之前就開始了。亨利勳爵告訴道連,擺脫誘惑的唯一方法是屈從於誘惑。道連這麼做了,不僅聽由自己的激情,而且從不節製它。在朋友坎貝爾的幫助下,道連毀屍滅跡(儘管這個詞聽起來一點都不美,你甚至無法把這樣一樁醜聞與一個金發的美少年聯絡起來),他完美地隱藏了謀殺巴茲爾的事實。在此之後,道連變得更壞了。他流連於鴉片館,書裡甚至隱射他和身邊男孩子的不檢點行為,他帶壞了那些男孩子。他變得怯懦、膽小,同時又有恃無恐。因為他的畫像雖然一點點在衰老,但他卻能夠和二十多歲時的樣子相差無幾。道連在書中改過自新的辦法也是頗具諷刺意味,或者說是唯美主義的,他沒有自首,而是選擇了去把那邪惡的畫像毀掉,彷彿這樣生活就能重新開始。但王爾德沒讓道連如願。從小說的角度看,這一結局毫無疑問是悲劇的。可是,它恰恰反映了王爾德自相矛盾的一面。他抨擊維多利亞時代清教徒的偽善,他拒絕為人生貼上“道德”的標籤,可他的作品還是道德的,自我放縱同過分克己一樣,都將帶來毀滅。他宣揚唯美主義,可是奉行唯美主義的道連·格雷卻下場淒涼,孤零零地死在了頂樓的房間裡,面目可憎。

When they entered, they found hanging upon the wall a splendid portrait of their master as they had last seen him, in all the wonder of his exquisite youth and beauty. Lying on the floor was a dead man, in evening dress, with a knife in his heart. He was withered, wrinkled, and loathsome of visage. It was not till they had examined the rings that they recognized who it was.

在讀完理查德·艾爾曼寫的王爾德傳記之後,我愈發體會到這種自毀的衝動是王爾德式的——生活可以有更好的選擇,而我偏偏選擇那偉大的悲劇。在第二次審判之前,王爾德獲得了保釋的機會,在朋友的資助下,他明明可以逃往法國,但是他拒絕了。我特別想把書中艾爾曼寫的這段話分享出來:

床上的行李箱整理了一半,象徵著那些相互矛盾的衝動。他厭倦了行動。跟他理解中的哈姆雷特一樣,他想要跟自己的困境保持距離,成為他自身悲劇的旁觀者。他的固執、他的勇氣和他的騎士風度也讓他選擇了留下。他習慣了跟災禍硬碰硬,直面懷有敵意的記者,道貌岸然的評論家和偽善、咆哮的父親。一個如此在意自己形象的人不屑於把自己想象成逃亡者,躲在陰暗的角落,而不是神氣活現地出現在聚光燈下。他更願意成為一個名人,註定了不幸,還會遭到異國不公正法律的審判。受苦也要比受窘更有吸引力...那些比他低劣的人對他大加羞辱,可他的見解將超越這些羞辱。如果他成為犧牲品,他所處的時代也一樣。他被揭發為雞姦者,而他所處的社會則被揭發為偽君子。於是,他懷著挑釁的態度等待著。

反觀道連·格雷,他身上有王爾德嚮往的青春與朝氣,但卻沒有王爾德的勇氣。和大多數王爾德小說、戲劇中的主人公一樣,道連也過著雙重生活。只是,當面具摘下來的那一刻,他看到了自己靈魂的醜惡。道連在唯美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直接或間接地殺死了所有他曾有過感情的人,包括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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