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究竟為什麼被稱為國產歷史劇的巔峰?——兼談嘉隆之際的政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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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當然不能直意去理解。以筆者的理解,卡萊爾意在強調,歷史在書寫或構建中存在目的性與主觀性,從而影響“真實性”;現實主義文學(小說)往往通過形象的現實性和具體性深刻反映社會的“真實性”。

“能夠和《大明王朝1566》相提並論的國產歷史劇還有嗎?”

“我是來吐血推薦《大明王朝1566》的!”

“《大明王朝1566》堪稱國產歷史劇的巔峰!”

網上一片贊聲。一部十年前的歷史劇,在優酷網和重慶衛視重播,引發業界震動,豆瓣評分高達9.5,上線三天超過1600萬!

《大明王朝1566》究竟好在何處?

《大明王朝1566》究竟好在何處?一個字“真”!這個“真”並非劇情,或者說事件,人物資訊等等符合史實,若以此標準,不如看紀錄片。這個“真”,是人性與人際的“真”,政治與社會的“真”。如同2016年熱播劇《歡樂頌》,為什麼火?“安迪”存在嗎?事件存在嗎?不存在,虛構的。但當代都市生活的百態不正是如此麼?大家想一想,很“真”對吧。為什麼厭惡抗日神劇?是不是覺得侮辱觀眾智商?本文並不打算考糾《大明王朝1566》哪個角色存在,哪個虛構,哪個事件真的,哪個虛的。背離歷史的成份比比皆是,有許多史實硬傷。但這些並不重要,如同卡萊爾所言:“小說都是真的,除了名字。”在這裡,“真”可以用一個詞語替換,叫作“常態”

。看懂了《大明王朝1566》,你就看清了大明朝當時的一個局部空間,理解了皇帝、宦官、官僚、商人、百姓、藝人等各色各樣的角色在當時的存在狀態。只有“常態”還不夠,因此後期劇情出現了“道德巔峰者”對體製的全面宣戰,轉向高度浪漫主義,或稱“非常態主義”。也就是說,先讓觀眾深刻體悟政治與社會的“常態性”(如世俗性、複雜性、權謀性、規則性等),引發強烈的心理共鳴;再以高度理想化與浪漫化的信念與感情,給予強大的心靈震撼!如果真要研究這部劇,無論是藝術價值,世俗百態,還是權謀規則,經驗哲理,都是難以用一篇兩篇文章來總結的。

大明王朝劇照

總體來說,《大明王朝1566》所描繪的是,在“帝製農商社會”的中晚明,一群古人,在一個畸形變異的體製下,運用高超的權謀與智慧,在千瘡百孔面前試圖挽救,有挽救自身,也有挽救帝國,但最終都成為“犧牲品”。在此過程中,人性的複雜,官場的規則,社會的百態都被“常態而真實”地反應。當然,後期劇情轉向海瑞,一個“道德巔峰者”以大無畏的精神向體製釋出宣戰詔書。劇情主要圍繞兩條線,一是倒嚴,二是上書。前半部分探討人性,後半部分探討製度。

當然,《大明王朝1566》的優點遠不止此,高超的演技,一流的臺詞,甚至一個眼神,一個舉止,一個走姿都可謂處處玄妙。

嘉靖

嘉靖,一個身處權力巔峰上的孤獨者。“古人稱長江為江,黃河為河,長江水清,黃河水濁,長江在流,黃河也在流,古諺雲:‘聖人出黃河清!’可黃河什麼時候清過?長江之水灌溉了兩岸數省之田地,黃河之水也灌溉了數省兩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濁而偏廢!自古皆然!這個海瑞不懂這個道理,在奏疏裡勸朕隻用長江而廢黃河,朕其可乎?反之,黃河一旦氾濫,便需治理,這便是朕為什麼罷黜嚴嵩,殺嚴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長江一旦氾濫,朕也要治理,這便是朕為什麼罷黜楊廷和、夏言,殺楊繼盛、沈煉等人的道理。比方這個海瑞,自以為清流,將君父比喻為山,水卻淹沒了山頭,這便是氾濫。”這段話集中反應了嘉靖的用人治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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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帝 / 陳寶國飾

嘉靖帝朱厚熜在位早期英明苛察,嚴以馭官,寬以治民,可以稱得上是位有作為的皇帝,但是他中後期任用奸佞,妄殺忠良,寵好道教,信任方士,導致明朝國勢日益衰微。

在嘉靖看來,所謂“清流”與“渾濁”是次要的。他最關心的是自我權力的至高無上性,以及帝國的和平穩定。當然,此後者也是前者的根本保障。這是最高原則,亦是底線,在此前提下再談其它,否則免談。歷代統治者均如此。這與另一神劇《走向共和》可謂一脈相通。觀眾能夠體會到,慈禧不是不想改革,不是不想國家強大,更不是不想民眾生活好起來,只是這一切一切必須是在保證自己權力至高無上,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之下的。認為封建統治者(當然,現在很少用“封建”一詞)就是主觀上想壓迫百姓,剝削民眾,這純屬歷史的“弱邏輯”,也是與正常的“人性”不相符合的。但由於社會現實體製等等的侷限,想要保持權力的穩定性與永續性,儘可能獲得最大利益,總是建立在侵犯他人利益之上的。劇中,嚴嵩對嚴世藩講:“我大明朝只有一個人能夠呼風喚雨,那個人就是皇上,大明朝只有一個人能替皇上遮風擋雨,那就是我,不是你!”嚴嵩正是幫助嘉靖維持了權力的至高無上性以及穩定性,才擁有了一切。裕王問:“我大明朝哪些是真正的賢臣?”嘉靖答:“沒有真正的賢臣,賢與不賢有時候也由不得他們,看清楚了,賢時便用,不賢便黜。”在這裡,“朕即國家”,誰能為我所用,誰即賢,賢與不賢都是以“我”為標準。

宦官

宦官,以呂芳、陳洪、黃錦、楊金水、馮保等為代表。宦官在明朝政治上具有突出地位。劇中第1集,時任東廠提督的馮保就打死了周雲逸,後來壓著大家獨自給嘉靖報祥瑞,放話:“你們誰要再敢胡咧咧,我立馬把他往死裡打!”呂芳聽說後,笑著說:“我還以為皇上一高興就讓你進了司禮監了呢。”馮保大驚失色,連忙自抽耳光,自跪雪地直到凍僵。宦官系統內部等級極為森嚴,陰森恐怖,稍有不慎從天堂直到地獄。位於宦官系統頂端的呂芳被稱“老祖宗”,這連皇帝本人都十分清楚,並予預設。在第36集,嘉靖諷刺呂芳連呼其“老祖宗”。馮保與楊金水都是呂芳的乾兒子,楊金水在浙江又有不少乾兒子,通過這種方式,連結為一層層、一個個勢力利益集團。

宦官呂芳

在朝廷中樞,司禮監與內閣製度堪稱二元雙規輔政機製。嘉靖後期,內閣權力高漲,地位蓋過司禮監。這在劇中得到了客觀的反應,內閣之票擬,司禮監較少有否決的。呂芳與嚴嵩、徐階之間,徐階與嚴嵩之間都顯得十分客氣,這也是對官場常態的反應。同是位極人臣的強者與強者,都具高超的智慧與謀略,日常逢面都表現出相當的尊重,哪怕是政敵。這當然只是恭維的套路。高拱與嚴世藩倒也心直口快,常當眾撕破臉皮,歷史也證明瞭他們在政治鬥爭中最終的失敗。不少歷史劇在這一方面表現不佳,我們往往看不到他們的城府與深度,爭爭吵吵不休,這是不符合常態的。但凡混到中央級別的,都是有些本事的。再聯絡現實政治,領導與領導之間的相處,歷史與現實在某些方面總是相通的 。宦官常用來製衡百官,這也是明史常識。嚴黨倒臺後,呂芳逐漸偏向裕王一方,嘉靖失去了製衡的途徑,遂提拔心狠手辣的陳洪取代了呂芳,但嘉靖對呂芳是有深深感情的,對陳洪隻視為純粹的工具,用完即丟。嘉靖賓天之時也是陳洪死期之至,他得罪了百官,得罪了裕王,也得罪了呂芳兒子兒孫,將來恐無一人替他講話,因為政治更多是靠人情運作的。

楊金水 / 王勁鬆飾

江南織造局兼浙江市舶司總管太監,司禮監掌印太監呂芳的乾兒子。心機深重,做事果決,有冷酷的一面,卻又不乏人性之溫情。楊金水是劇中浙江貪汙大案的關鍵人物,與富商沈一石、浙江大小官員均有牽連。案發以後為了保全其背後勢力,選擇裝瘋保命。皇帝念其忠心,放他離開,得以善終。

以楊金水為代表的地方宦官,在外充當“宮裡”的代表,為內廷攬財。楊金水掌控著江南織造局與浙江市舶司,都是不折不扣的肥缺。這種差事皇帝只有交給自己的奴僕才放心,地方官府一般無權染指。他們與地方官府既合作又衝突,分別是司禮監與內閣在浙江的勢力利益代表。地方宦官在保證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其它一切利益指向“宮裡”,隻對“宮裡”負責,什麼國家大事,平民百姓與他們無關。楊金水常言:“那是你們地方衙門的事,我隻管給宮裡織絲綢。”對於地方衙門的把戲隻管看熱鬧。可當沈一石私自打著織造局的旗號去買田,楊金水立馬坐不住了。當矛頭指向“宮裡”,指向皇帝,維護皇帝的顏面是他們必須的工作。所有案件一律不準牽扯“宮裡”,絕不允許他們“往宮裡和皇上頭上潑髒水”。楊金水為何裝瘋?這一切都是為了保全嘉靖的聖名,同時也是為保全個人。海瑞窮追不捨,毀堤淹田的事一旦真相大白,皇帝聖名就不存在了。楊金水身為司禮監與皇帝在江南的代表,身負皇命,他乾的壞事就相當於皇上乾的壞事,宦官與皇帝可謂榮辱與共。

嚴黨

嚴黨以嚴嵩、嚴世藩、羅龍文、鄢懋卿、鄭泌昌、何茂才等為代表。用嚴嵩自己的話講,為皇帝遮風擋雨了二十年,這便是忠,皇帝利益即國家利益,這也是嚴嵩長期不倒的原因。同樣,嚴黨倒臺原因之一,也是侵犯了皇帝的利益。從嚴世藩隱瞞毀堤淹田,嘉靖得知後選擇容忍,因為巨大的國庫虧空仍需要他們去填補,到鄢懋卿南下兩淮巡鹽,巨大的數額進入嚴黨腰包,嘉靖已難以忍受!“他們拿兩百萬,朕分一百萬,還要朕感謝他們?朕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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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宦官才是皇帝忠實的代表。“我大明朝所有的官都有退路,大不了辭了官,回家守著老婆孩子過日子。可惟獨太監們沒有退路,他們只有一個家,那就是宮裡。”

嚴嵩 / 倪大紅飾

明朝歷史上唯一一個二十年把持內閣的首輔,明史將其定為奸臣之首。他黨羽密佈,權傾朝野,但是卻能在家產被抄沒、兒子被砍頭之後,仍然獨保其身,直至壽終正寢。

嚴嵩為皇帝遮風擋雨的同時形成了與皇帝利益相衝突的官僚集團,他的下屬們未必願意替嘉靖遮風擋雨,浙江衙門從來都是聽從閣老與小閣老的指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下事壞就壞在這裡。他們拿你的命換銀子,拿浙江那麼多百姓的身家換錢,你還得死心塌地的護著他們,還要說為了朝廷,為了國策。什麼國策?什麼改稻為桑?賺了錢有幾文能進到國庫。”一言道盡了官場的齷齪。嘉靖(對胡宗憲):“你殺的人有嚴閣老的人,有呂公公的人,你就不怕他給你們小鞋穿?”嚴嵩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的臣子都是朝廷的臣子。”嘉靖:“朝廷也就是幾座宮殿、幾座衙門,飯還是要分鍋吃的。”此等臺詞堪稱經典!政治常態如此,嘉靖對此也十分明白。何茂才、鄭泌昌是大明官員的常態,鄭泌昌伏罪時叫囂:“文官袍服上織的是禽,武官袍服上繡的是獸。穿上這身袍服,你我哪個不是衣冠禽獸。”道出了人人皆知而不言的事實。

胡宗憲 / 王慶祥飾

胡宗憲善於用人,精通謀略,衝鋒陷陣,冒死報國,功績在主持抗倭的諸位大員中當推第一,為中國人民反對外來勢力侵擾做出了傑出貢獻,作用頗大。其次,海禁解除,對外貿易益愈活躍。另外,國防得到鞏固。抗倭功勞卓著,實不可滅。為抗倭戰爭勝利,他憂勞國家,作出了巨大的犧牲。

被視為嚴黨的胡宗憲是個特例,嚴嵩提拔胡宗憲因看中他的才能,為皇帝遮風擋雨,以保障自己的位置。“天下不可一日無東南,東南一日不可無胡宗憲。”胡宗憲就是嚴嵩的籌碼。但當嚴嵩向胡宗憲抗倭事宜,不可不剿,又不可全剿,胡宗憲並沒有履行,先公後私的觀念根深蒂固。不過,劇中似有美化胡宗憲的味道。當然,嚴黨之所以長期不倒,關鍵還是能辦事兒,能替嘉靖“遮風擋雨”。嚴嵩自信地講到:“是大明朝離不開你爹!你爹不光能殺人、治人、罷人,還會用人,只有用對了人,才是幹大事的第一要義!”嚴黨之所以倒臺,一是上文所提到的觸及了皇帝利益,第二個原因則是難以辦事兒了。嘉靖敏銳地發現,嚴嵩已經不能完全控製嚴黨了,嚴世藩可以揹著嚴嵩搞一套(如毀堤淹田),嚴嵩下面的人又瞞著嚴世藩自搞一套(如打著織造局的牌子買糧),也即意味嘉靖難以通過嚴嵩有效地控製政權了。這是關鍵!

裕王

裕王朱載垕 / 郭廣平飾

明世宗嘉靖帝第三子,明世宗病死後繼位。少年因其母緣故而不得父皇寵愛。是明世宗與杜康妃之子,因其母親杜康妃失寵,又非長子,所以很少得到父愛。登基前的內憂外患使他關心朝局,對他登基後處理政務有著較大的影響。倚靠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等大臣的盡力輔佐,實行革弊施新的政策。

裕王一黨則更多表現出“先國而後己,先公而後私”的精神,以大明朝或老百姓的利益為上,以裕王、裕王妃、徐階、高拱、張居正等為代表,常被視為“清流派”。所謂“清流”與“渾濁”是以公私為標準的。清流派以天下為己任,實際上與專製集權體製存在衝突,甚至難以調和,在現行體製下,容易造成空談。《大明王朝1566》與《走向共和》都對“清流”做了折中處理。對以往“非黑即白”、“臉譜化”、“標籤化”的形象所有克服,以凸顯人性的複雜。在總體塑造正面形象的同時,指出清流的弱點。胡部堂教育高翰文:“聖人的書是用來讀的,用來辦事百無一用。”高翰文,一個典型的清流書生,提出一個空洞的完全沒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並自信滿滿,在複雜的政治局勢下,顯得幼稚與天真。“你還是太書生了。”—“書生自由崚嶒骨,何況趙大人也是書生。”—“錯了,官做大了便沒有書生。”此外,高拱顯得剛烈魯莽,城府與智慧少了些。唯有徐階與張居正可稱老道,看人看事入木三分,想必這才是古代政治家的典範。裕王妃也被塑造為智慧的形象,這與萬曆早期李太後的表現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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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一石

沈一石,絲綢钜商,在官場、商場、情場遊刃有餘,練就一身本領。古代社會“士農工商”,商人位於最底層,身份最卑賤。在16世紀的中國,商人難以與功名有緣。沈一石成也織造局,敗也織造局,與朝廷打交道,勢必捲入政治紛爭的漩渦。朝廷當他是推行國策的工具,內廷當他是賺錢的工具,貪官當他是撈錢的工具,這是他無可逃脫的命運。國庫虧空,歷來只有打百姓和商人的主意。百姓被保住了,商人就會遭殃。“據胡部堂分析,眼下有巨財可以填補國庫虧空的,只有沈一石一人。”但結果令人震驚,這位钜商事實上已被各級衙門盤剝得接近破產。

沈一石

很多觀眾對沈一石與鄭、何二人密謀,打著織造局旗號去買田(沈一石另有打算去賑災)一事不解。這是因為,事已至此,鄭、何二人深知改稻為桑本是死棋,強行改稻為桑,百姓造反,自己要去頂罪,不推行改稻為桑也會被頂罪。索性把水攪渾,把事鬧大,打出“宮裡”的招牌,壓製清流派。牽扯的人多了,上面有人頂,自己反而安全,這是他們的判斷。沈一石則有另外打算,知道自己必死,故意打出“宮裡”旗號,故意隱瞞楊金水,讓其給“宮裡”打報告。這樣以來,在宮裡看來,楊金水似乎並不知情,從而挽救楊金水於漩渦中,因為他相信楊金水可以保住芸娘。沈一石對得起任何人,唯獨對芸娘深感虧欠。看看沈一石的遺書:“織綢凡四百餘萬匹,歷年上繳織造局共計二百一十萬匹,各任官員分利一百萬匹,所餘之九十萬匹再買生絲,再產絲綢,使沈某艱難維持至今……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於民;民變在即,便掠之於商……諸公見此賬時,吾庫存之生絲僅能維持作坊織綢二十天,共計一萬零九百六匹……現庫存僅絲綢一百匹。”我們不禁想到,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最可悲的一直是“萌芽”,它長不大。想想沈一石的命運或許會有直觀的理解。但另一方面,沈一石作為一個商人常被織造局、浙江衙門待為“座上賓”,這反映了中晚明商人地位的空前提高。隨著這一時期商業的發展和金錢作用的提高,商人勢力膨脹,富商常與士紳結為政治經濟聯盟。士大夫也開始修正他們對商人的態度,如何心隱改變了傳統的社會和職業分層,把“商”置於“農”、“工”之上。

海瑞

海瑞 / 黃誌忠飾

數百年來民間廣為傳頌的清官典範,敢於挑戰皇權、斥責皇帝、不懼牢獄和死亡的威脅,雖地位卑微,卻敢向幾千年的封建製度發出震古爍今的挑戰。

海瑞,身處道德巔峰上的孤獨者。海瑞無黨無派,不僅是倒嚴的先鋒,也不完全同意裕王一派,隻以個人的是非標準特立獨行。海瑞對明朝的政治生態看得極為透徹,不斷追本溯源,發現一切問題根子出在皇帝,皇帝不改變,癥結永遠在,問題無法解決。震爍古今的《治安疏》出現了!我們似乎覺得,海瑞是個異類,無法立於世間。他不通人情世故,是道德的偏執狂,以至善至美的道德標準要求每個人,並試圖以道德約束和朝廷法律作為挽救國家的根本方法,任何事都得打破砂鍋問到底。大家認為迂腐也好,固執也好,不自量力也好。但我覺得,任何一個時代都需要有像海瑞這樣的人存在。固然不可能人人都是海瑞,也不用都去學習海瑞,但至少需要這樣的人存在。若天下無一人如此,則天下堪憂!好比:清談誤國,但天下無一人清談同樣亡國。“我可不是為了封疆入閣,我海瑞上梳隻為兩條,一是我大明的江山社稷,二是我大明的天下蒼生。”我相信他講這樣的話,的確發自肺腑。任何時代都需要全心為公的人,需要一心呼籲社會走“正當程式”的人。《大明王朝1566》所刻畫的海瑞,也充滿著智慧,並非只是倔強與剛毅。當然,文章並不打算考糾海瑞的真實形象,而是表明那個時代確有受到理學完美薰陶,並發自肺腑信仰之人的存在,海瑞不過是其傑出代表,被後人所熟知罷了。

人物關係圖

《大明王朝1566》反應了嘉隆之際的政治生態。在“帝製農商社會”的中晚明,身處權力巔峰的皇帝嫻熟地運用“帝王之術”平衡各方勢力,牢牢把握國家大權;官宦系統、官僚系統黨派紛爭不斷,嚴黨與“清流”的對立進入決戰;官宦牢牢依附皇權,充當皇權的忠實代表,並與皇帝榮辱與共;各級官僚貪墨橫行,私利至上,官場齷齪,國困民貧;現實體製阻礙著商業積極發展,商人往往充當官方的犧牲品;理學清流、有識之士不慎憤慨,向腐朽的朝政發出咆哮的怒吼;以高、張為代表的新一代“太子派”逐漸顯露頭角,一場隆萬新政就要爆發了!

經典臺詞

呂芳(教導馮保):

“我再教你兩句話,你記住,一句是文官們說的‘做官要三思’,什麼叫三思?三思就是思危、思退、思變。知道了危險就能躲開危險,這就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注意到你的地方,這就叫思退;退了下來就有了機會,再慢慢看、慢慢想,自己以前哪兒錯了,往後該怎麼做,這就叫思變。”

“我再教你武官們說的那句話‘置之死地而後生’,看我大明的氣數,這皇位遲早會是裕王的,到了那一天你才真是個死呢!我現在以皇上的名義,派你到裕王府作皇孫的大伴,你要夾著尾巴,真正讓裕王和他府裡的人重新看待你,如果真有裕王入主大內的那一天,乾爹這條老命還得靠你。”

» 青年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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